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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一清　ＩＴ精英贴钱办学 　　如果说余思非是大方学校的堂前客,那余一清就是那幕后人。和他交流中,他常常用到“感动”一词,这个中年人,作为联想电脑武汉地区最大的软件供应商而身家亿万,乐颠颠地被妹妹余思非“忽悠”来兴国学,从此常常活在“感动”中,他与记者说话时微微前倾的上身,让记者看到了什么叫“厚德载物”。 　　 　　其实记者并没想到自己能见到余一清,因为在印象中像他这样的大老板都是日理万机的,更没想到的是,在采访中,记者能坐上他当车夫的车。 　　 　　“教育不能像马路开拉链” 　　 　　“余总,您为什么想到要办学,您不怕您教的学生最后不成功吗?”记者一开始就出言不逊。 　　“评价一个学生是不是成功,有两个评价体系,一个是高考的评价体系,另一个是人生的评价体系。高考是现阶段难以取代的评价体系,孩子通不过这一关,会在社会上碰壁;但人生是一个更大的评价体系,没有良好的道德和人文修养,一生将庸碌无为。大方的学生在两个评价体系都要赢!道理很简单,一个有十年内功的人去学花拳绣腿是很容易的事情,但要求一个只会花拳绣腿的人进行真刀真枪的比武,焉能不败下阵来?”余一清打了个比方,教育应该为孩子的一生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而不是每一个阶段编一个程序,发现漏洞再在程序上打补丁。高考试题年年不同,应试教育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但教育如果紧盯应试,就会像马路开拉链一样,试题一变,就要开拉链重新修。 　　IT精英贴钱办学 　　他说到自己的女儿余思敏,余思敏原就读于武昌一重点小学,是一所多少人挤破头想进的学校。可余一清却替女儿伤心:每天作业做到晚上八九点,小时候对音乐、对人文的一点点灵气被磨得快没了。但他还是犹豫,毕竟孩子在集体中成长要好一些。 　　一天,武汉大学的一位博导向余一清诉苦说自己儿子的小学老师指着他的鼻子训话:“你怎么生出这种儿子?”此事让余一清下定决心让余思敏退学,安排到妹妹余思非的“私塾”。 　　两个孩子回家上“私塾”,南怀瑾取名“大方学堂”,“大方”两字来自老子《道德经》名句:“大方无隅”。 　　又有4个亲戚朋友把孩子送过来,6个小鬼就在余一清的客厅里开学了。 　　孩子们每月只交500元,余一清每个月要倒贴四五千元。那时,他创办的公司已有不小的规模。余一清笑言,要不是创业之后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更深刻了,他也不会被妹妹“忽悠”来办学,当然,也没钱办学。 　　1992年,28岁的余一清想结婚了,但他在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任教,每月工资80多元,当时结婚需要3万元,“我不吃不喝,30年才能结婚”。余一清选择下海挣钱。1996年,余一清成立奔腾网络系统集成有限公司,目前年营业额3亿多元。创业过程中,他发现对他帮助最大的不是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而是能力、行为习惯、礼仪、修养等。 　　 　　精雕细琢“培养中国精英阶层” 　　 　　2006年9月,“大方学堂”经教委授予办学资质,改名为“大方学校”,一字之差,标志着兄妹俩心中的办学梦想终于破土而出。2005年,余一清曾集中考察了七八所国内知名私立学校,他坚信,自己的大方一定是独一无二的。 　　余一清谦虚地说:“我们的经典教育要做到全国第一、全球第一等想法,现在可能是虚妄的。”可是,记者却从中看到了他的这种胸襟。 　　现在,余一清在办学的具体事务上完全听他妹妹余思非的,对每一个进大方学校的孩子精雕细琢,严格遵循16人小班制。 　　在这个问题上,余一清也曾经动摇过:“我是个商人,我会算成本,我会想18个人为什么就不行呢,比较省钱。但是余思非的坚持,让我思路非常清晰。假如我们的定位,我们的理想,是能够有机会教育一批精英,我个人觉得16人小班制这样的做法很值得,无非是成本高些。” 　　就是这样的坚持和精雕细琢,让大方学校成长得很快,余一清完全不担心学校规模的发展:“4年前是6个孩子,接下来的4年一直是6个孩子,因为我们没有想过要怎样,我们只是从2006年正式对外招生,当时是100多,现在是将近400,这个速度已经太快了,所以规模不是一个问题。更应该考虑的是在规模迅速扩大的时候注意质量,如果要在规模和质量之间做个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质量,就像普林斯顿大学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学,它一年的招生只有6000人,它不会去开分店,它招生6万也招得进来,但它不会去做。这里主要是看定位。” 　　余一清对大方学校的定位非常清晰:“大方的定位是一所小而精,有国际水准的学校。我们培养的孩子要有这样的胸怀,有这样的底蕴:可能将来是中国的精英阶层。” 　　说到这里,余一清的眼里闪现一丝难以察觉的温柔,首次用到了“感动”一词:“学生都有明显的进步。有一次,我在学校里,有两个很小的学生问我:我们应该叫你余总、余老师还是余伯伯?我说:你们叫我余老师。两个小孩就叫我余老师,跟我鞠一个躬,就走了,我真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