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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仪文舍的对话 　　 　　时间：2002.7.2 　　地址：巴黎 　　参与作家：杰克?儒埃（Jacques Jouet），也斯 　　译者：李金佳，德琳（Sandrine Marchand） 　　主持人：安妮?居里安 　　 　　以名为题的讨论 　　 　　杰克?儒埃认为名字乃恒久的主题，虚构意味着需要选取人名、地名，甚而要为此凭空创造。书的标题就是书的专名。他说道：我曾有意写一个剧本，是歌剧的脚本，剧中人在为宠物取名时，咨询宠物命名局请其提供意见。这一写作计划没有实现，但其中的构思却改头换面成了今天这部小说。 　　也斯说：一开始我对命题作文感到害怕，但了解主题之后，觉得这个题目特别适合我，因为我常常更换笔名，甚至本人的名字在广东话和普通话中发音都不一样。儒家、法家和道家对名都有诸多理论，我则希望避开理论来谈谈自己的具体感觉。小说中，我选了两个人物，一个美国人和一名香港少女。他们并非源于地道的中国传统，但却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两人相伴到日本旅行。日本文化很吸引人，我们看日文时好像能猜懂一点，但又不能真正进入这种依然饱含着神秘的语言。我想以此来探讨如何通过名字来进入这种文化，利用名字这一主题来展示一个具体的内容：在充斥名字的世界中，我们现代人的生活。 　　杰克?儒埃认为，自己的小说并无具体的时空限定，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某个国家正在经历一场革命，为表达坚定信念，设法更改各种专有名词，从街名、体育馆名到人名不等……该国专设了“易名局”。小说描写了易名局人员的工作，以及一名女子提出的申请，她要求更换香蕉这一普通名词，所以小说题为《谁把香蕉叫“香蕉”？》。 　　 　　关于也斯的小说 　　 　　杰克?儒埃注意到也斯小说中的人物常常迷路，若不是地名不明确，就是名不副实。 　　也斯解释道：中文小说很少写外国人，香港亦不例外，尽管生活在香港的外国人很多。无论采取革命的态度还是九七回归的后殖民观点，人们对外国人都没有多少好感。我自己有很多外国朋友，中外联姻时，多半是西方男人配亚洲女子。这里我选择以同情的态度来看待外国人，描写一个外国人如何在他种文化中生活和迷失。我自己有时也有这种迷路的感觉，我觉得外国人迷路的这个主题非常重要。 　　杰克?儒埃进而问到罗杰这个人物：此人在小说里名字很多――罗杰，Roger，又将他比作赫根斯教授（Professor Higgins）和李尔王，我觉得对人物名称的犹疑不定也很有意思，这跟地名的不确定如出一辙。由于不知道自己与谁为伴，身在何处，尽管没有什么让人恐慌的真正原因，也足以令人惶惑茫然。作品美满的结局更加强了这种感觉：主人公没有在京都的各个去处找到平和安宁，却在已不是车站的火车站，在一座新的“城市孤岛”中体会到了幸福的感觉。也斯答道：我的人物都是不纯的，身跨几种文化。罗杰亦不例外，他对东方的看法是在跟阿素的接触过程中不断演变的。我非常注重文化间的渗透融合。我们往往在生活中扮演几种角色，根据自身的性别，随不同的文化而改换。有时也很难以某一个名字概括全貌。本文并非一部完整的爱情故事，而只是一个片段。您谈到某种不安的感觉，这对情侣正是在经历一段不安定的时期，在某种文化、某段感情当中找不准自己的位置。他们没有找到大写的幸福，我写的结局并非是大团圆式的，俩人不过在偶尔停下的瞬间，在一个新的空间感到小小的幸福而已。这一空间拓展了他们的想象力。 　　杰克?儒埃认为，文中除了外来的“不纯的”人物，结局一幕中的火车站也是一个非常奇异和“不纯的”地方，让人觉得好比身处巴黎郊区克雷特伊的购物中心，甚而是置身于多伦多。 　　也斯认为，正是由于小说的人物习惯了某些文化上的俗套，所以会看到名与实之间有相当距离。既然名字是定好了的，他们就试图看看怎样接触现实，找寻自己的生存空间。 　　 　　 　　关于杰克?儒埃的小说 　　 　　也斯说道：表面看来，您我两篇小说差别很大。您的小说并无时空限定，像是对政治的嘲讽；而我的小说却有明确的地点，采用抒情诗的方式来叙述故事。我想到语言上的问题。我们俩人对两方面都很感兴趣：一方面是理性的语言，另一方面是诗意的抒情式的语言。另外，我也注意到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再者，我们都想表达某种立场，或者传授某种教诲，但我们都不愿意以推理的方式去做，而是通过虚构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杰克?儒埃对于把理性语言与抒情语言对立起来表示有所保留：语言就是语言，诗歌的空间并不局限，也并不特别宽广。我写诗时，并不想采用理性语言之外的其他字眼。 　　也斯解释道：我指的是，将语言更多地作为创作的工具，而不仅仅是表达的手段。 　　杰克?儒埃表示，名称的抒情运用并非就是语言或想象空间的精华之精华，甚至有可能导致诗意语言脱离现实，不负责任。 　　也斯表示同意。他曾关心过法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