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药物和非基本药物的配送衔接探析.docVIP

　　基本药物和非基本药物的配送衔接探析 基本药物和非基本药物的配送衔接探析 　摘 要 目的：对基本药物与非基本药物的配送衔接进行初步探析。方法：从各地区实行的多种基本药物与非基本药物配送的衔接模式中选取几种典型的配送模式进行分析，以探讨合适的基本药物与非基本药物配送的衔接方式。结果与结论：将基本药物与非基本药物配送进行有效衔接对于暂时解决我国基本药物配送过程中的许多难题是一个既经济又有效的办法。但由于基本药物配送模式的多样性，在进行衔接时应结合当地的现有模式与自身条件选择合适的衔接方式。 　　关键词 基本药物配送 非基本药物配送 　　中图分类号：R190 3.1.1 特点 　　在上海松江配送模式下，一方面，医疗机构对基本药物实行零差率销售的经济损失由上海市财政（主要来自医疗保险参保人）、松江区财政以及上药集团共同补贴，以保障医疗机构的经济效益[3]，政府、企业也因此赢得了声誉；另一方面，低廉的药品价格和便捷的就诊服务满足了大部分患者的需求，社会效益随之提高。 　　但以上成果是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和以阻碍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为代价实现的。基本药物制度正式实施以来，在松江区的435个基本药物品规中，上药集团旗下的工业企业提供了366个品规，占总数的84％ [3]。这种在规定的区域内只有一家配送企业且由相关行政单位指定的方式被称为地方指定配送模式。这种缺乏竞争的模式阻碍了众多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并有政府垄断和地方保护等嫌疑。此外，这种模式的进行需要松江地区政府的强有力的财政支撑。如缺少政府的有力支持和积极推进，这种配送模式就难以持续。 　　3.1.2 基本药物配送与非基本药物配送衔接设想 　　上海松江配送模式是一种带有政府主导倾向的配送方式，建议政府在制定基本药物配送制度时可以适当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由政府、医疗机构多方共同来选择少数实力型医药企业负责当地基本药物的配送，使配送企业在适当的竞争中提高配送服务质量、降低配送成本。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非基本药物的报销比例较基本药物低，非基本药物的配送企业依然有较大的盈利空间，故应鼓励中小型企业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进行非基本药物的配送。这样，基本药物配送中的许多问题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暂时解决。 　　对于此种模式，当地政府的支持力度和财政能力是关键，配送企业的强大实力是保证，以中小型企业的利益损失为代价。因此，在此种模式下进行基本药物和非基本药物配送的衔接时，需将这些方面考虑进去。 　　3.2 浙江共同体配送模式 　　2009 年11 月，由上海汇药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起、浙江省内众多地区医药经营龙头企业全方位加盟的浙江社区医药服务共同体开始正式运营[3]。 　　3.2.1 特点 　　各地区医药经营企业拥有不少医药厂商的部分品种的一级代理权，联合起来可团购分销，在产品配送权和价格优势上占得上风[3]。在基本药物的配送中，无论采取怎样的配送模式，取得基本药物的配送权是关键。共同体的区域会员都是当地龙头企业，在争取配送权方面有较大优势。此外，此种模式的优势还在于其市场化程度较高，医药企业能采取灵活多变的柔性化系统与组织形式，带来可观的成本节约、可靠的服务支持和高质量的服务水平， 发挥人、财、物等物流资源的最大效率。因此，医药企业的共同配送是一种追求合理化的优化的配送形式。 　　3.2.2 基本药物配送与非基本药物配送衔接设想 　　基本药物的共同体配送模式具有便于集约化管理、渠道覆盖全面、资金充分和稳定、药品流通中储存和配送规范化程度高以及配送成本相对较低等优点。但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一旦该企业加入基本药物配送共同体，则意味着该企业将耗费一部分资源和成本来完成基本药物的配送，而企业从基本药物配送中直接获得的收益却很少，这会给实力不算雄厚的企业带来很大损失、甚至入不敷出。因此，建议给予共同体中的企业一定的政策倾斜，使它们在非基本药物配送竞争时较其它企业有一定优势，以此弥补共同体企业为微利配送基本药物导致的损失。此外，与其它模式比较，共同体配送模式的市场主导意味更重，除了大型商业企业，各种规模的企业、包括非基本药物配送企业均可加入，以形成规模效应。如这样的衔接设想能被很好落实，基本药物配送的许多难题也能够暂时被解决。 　　3.3 北京社区医药配送模式 　　2006 年年末，北京市开始实行社区医疗机构常用药品集中采购、统一配送、零差率销售的改革，并公开遴选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药品统一配送商[3]。这种模式实施以来，北京市社区医疗服务在抑制药品虚高定价、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有了较大进展，零差率药品销售模式也在实际运行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3.3.1 特点 　　目前，北京市的社区医药配送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市级的一级配送商委托各区、县的二级配送商进行药品配送的有效运行模式。具体做法是：在区、县中设立零差率药品专用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