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进步更是硬道理.docVIP

文明进步更是硬道理 杨佩昌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的一句名言。在改革开放之初，物质极大匮乏、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大对决、经济发展找不到方向的背景下，这一名言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姓资姓社的争论被画上了句号，中国经济也因而迈上高速发展的列车。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成就有目共睹，综合国力明显提高，这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国家的一份子，我们对此欢饮鼓舞，同时也乐见中国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大国。 但是，我们也能感受到，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未带来普遍的富裕，国家富强的同时，民众并未分享到相应的成果。经济发展之后，诸多不良后果也伴随而至，包括严重的贫富差距、贪污腐化、遍布多个省市的癌症村、雾霾天气随时可见等。 除此之外，全民道德素质的普遍滑坡更是令人心寒。教师、医生收受红包、开车不避让行人、公车上让座，被让者理所当然，连一声谢谢都那么吝啬、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开门时对后面的人不管不顾、街道上碰瓷讹诈、朋友间相互欺骗等。也许，这才是我们最应该正视的问题。 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引发了不少有识之士的思考。经济应如何发展，中国究竟应向何处去成了人们心中相当纠结的问题。 其实，问题也并不特别复杂，方法也是现成的，这就是抬头远望，向世界找差距。找差距不是为了给自己添堵，更不是为了将自己的家丑示人。找差距的目的是学习，吸取他人的经验教训，尽量少走弯路，将自己的家园建设得更为美好。 在这一方面，德国无疑是一座标杆。二战结束后，德国右翼政党-联盟党执政。阿登纳政府采取中间偏右的经济政策，一方面鼓励市场的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致力于维护市场的秩序和公正。整个五十年代，德国经济高速发展，实现了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内外贸平衡的可喜局面。到了六十年代，德国人均国民收入迈上了一万美元的台阶。但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也造成了社会财富一定程度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增大的问题。六十年代中期，左翼政党-社民党上台，对前期的社会不公问题进行纠偏，为联邦德国注入了更多“社会公平”的元素。到了70年代，在国际环境的影响下，德国加快福利国家建设。虽然民众享受到了更多的社会福利，但经济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在此背景下，1982年联盟党重新上台执政，大力削减福利，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增强市场的活力。德国两大政党轮流执政，对走偏的政策适时纠正，从而使其经济政策始终在一条中间道路上前行，不走极端，既不极右，更不会极左。正因为如此，德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使德国人民享受到了相应的财富，城乡差别和个人差别几乎消除，德国成了全民共同富裕的典范。 德国的教育更是独具一格。德国幼儿园和小学强调快乐教育和素质教育，在此期间，不以灌输知识为目的，而是通过多种灵活的形式引导孩子学习，增强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到了中学阶段，正式的学习才算真正开始。即便如此，德国中学的教育还是以引导式教学为主，不是强迫学生死记硬背。只有到了大学阶段，才开始激烈的竞争。这个时候，德国学生开始发力，在创新中学习，在学习中创新。正因为如此，德国才具有非同寻常的创新能力，才出现了无数的发明家、科学家。对德国人而言，诺贝尔奖简直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 德国教育的特点是强调动手能力。无论是幼儿园还是中小学，手工课程是重要的内容。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德国将几百所职业学校、技工学习整合为应用技术大学，学生毕业后不仅能拿到硕士文凭，而且还具有普通高校学生不具备的实际操作能力。这样的学生走入企业，马上就能进入工作状态，企业节省了培训的时间和金钱，因此，应用技术大学学生广受企业欢迎。 但真正让全世界刮目相看的则是德国人的高素质：严谨、诚信、理性、平和及互助友爱。如果有人问：雷锋跑哪儿去了？答案很简单：雷锋就在德国。如果汽车抛锚，一定有人停车问你是否需要帮忙；如果你去问路，好心人不仅会详细告诉你如何走，甚至还会带你走一程；?如果有人摔倒，一定有人扶起，不会担心被碰瓷。 德国人的高素质更多地体现在细节：在公共场合不会有人高声说话。在他们看来，大声说话是对他人的不尊重；在德国公共汽车上，经常听见“对不起、没关系”的声音；早上碰到人一定会说“Guten Morgen!（早上好），即便在楼道碰见陌生人，也会点头微笑；在进门的时候，主动为他人把门拉开，让别人先进去；关门的时候一定看后面是否有人。 这就是德国的高素质和文明。文明和进步不是一天就能积累起来的，但野蛮和落后却可以快速形成。德国之所以如此成功，除了基督教的博爱情怀之外，与德国人从小就接受公共伦理教育有关，而这种教育不止停留在书本，更多的是通过各种互动游戏、社会体验来实现。当然，关键还是制度建设，特别是法治建设。严格的法治让人知道：任何越过法律红线的行为一定会付出代价，因为独立的司法不会出现例外，任何施压或说情只会被加重处罚。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