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史学：匆匆过客还是余音绕梁.docVIP

后现代史学：匆匆过客还是余音绕梁 　　[摘要]后现代史学引起西方学术界的讨论已近半个世纪，虽在中国有所介绍，但未引起人们、特别是专注于具体研究的史学家的关注和讨论，并有转瞬即逝的可能。事实上，后现代史学提出的许多问题与我们目前正在发展的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等有直接关系，它的反思意识正是我们的史学界所缺乏的。 　　[关键词]后现代史学　民族国家　宏大叙事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3-0106-03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史学界的影响较为晚出。但并不能说是悄无声息。对于文学和艺术来讲，其杀伤力远比对史学小，因为它将一切视为充满主观意涵的文本，而认识历史所依赖的史料自然难逃其外，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也就必然遭到严峻的挑战。 　　对历史客观性的挑战并非从后现代主义始，就史学家而言，在我们熟悉的卡尔的《历史是什么》中，已经持有一种温和的、乐观的相对主义观点，认为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而不是纯粹的过去。但后现代主义却认为，历史不过是众多不同的话语之一而已，因此人们已经不再去探究“历史是什么”，而是去询问“还有可能研究历史吗”? 　　这种对历史学使命的残酷打击无疑应该得到充分的回应，但在20世纪80-90年代之交，欧美史学界对此也曾漠不关心，直到90年代末支持者和反对者才开始激烈争论。目前，争论的硝烟似乎已经散去，其结果正如伊文思所说，“历史学家对于某些后现代主义者有关历史学的批判所做的回应，在一些重大的层面上，已经导致某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学者要去修正他们的论据了，就好像历史学家受到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被迫要去修正他们的论据一样”。 　　这样的结论对于中国史学界显然并不适用。中国史学对于西方哲学和社会思潮对历史学提出的挑战至今还是准备不足的。在21世纪的今天，当即使是中国的精英历史学家对西方18-20世纪前期历史哲学的脉络还不甚了了的时候，当他们即使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这一脉络之间的关系漠不关心的时候，讨论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挑战似乎就是一种奢侈。其实，相对于那些只是在一个很小的领域里自说白话的人来说，只是为了生计而炮制垃圾的人来说，无论是挑战者还是回应者，都是对这个职业具有责任感的。因此，虽然近年来也先后有一些关于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介绍和讨论，但只是死水微澜，未能引起中国史学家的反应，也许后现代史学真会成为中国史学界的匆匆过客。 　　尽管后现代史学的主张存在诸多谬误，或许还有些危言耸听，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闭目塞听的借口。伊格尔斯认为，日常生活史、微观史以及新文化史的出现都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有关，因为后者挑战了历史中的宏大叙事，挑战了关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历程的那些研究，而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感受以及个性历史。但是，纳塔丽，戴维斯却对学界把她的《马丁?盖尔归来》以及拉迪里的《蒙塔尤》、金兹堡的《乳酪与蛆虫》归入后现代史学不表赞同，认为他们还是希望得出一些超出个案的大的看法。她认为他们三人的共性在于都具有人类学的兴趣和讲故事的陈述方式，但正是这样的倾向与以往历史学的宏大叙事追求发生了偏转。 　　甚至人们认为，社会史研究也为后现代主义开了方便之门，因为社会史抨击了政治史的排他性，特别是传统史学从研究对象和史料等多方面都对边缘的或异己的群体加以排斥的做法：他们也通过研究揭示了历史研究的意识形态影响，比如美国历史往往是掌权精英集团的政治宣传，这就导致了后现代史学对客观性的质疑。对这样的一些说法，我们当然不应漠然视之，因为这涉及到我们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而之所以后现代史学所提出的问题具有极大的挑战性，也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工作，无论是在社会史还是文化史的发展方面，向人们揭示了这些问题的存在。譬如，人们迄今还在围绕顾颉刚的“疑古”进行争论，一些人只是以为用新的材料证明可以更多地“信古”，而不明白其“层累地制造古史”的意义在于证明史料的非纯粹客观性和话语性。 　　以上情况说明，某些史学研究的动向是历史学发展自身的结果，并不一定受到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有可能它们同是某一思潮的产物，或者，这样一些动向也未必一定要冠以“后现代”的名目；甚至冠以“后现代”之名的动向本身也是非常不同的，因此，正视它要比躲避它更为可取。 　　譬如，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建构是现代性的重要方面，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民族国家是与18世纪以来科学理性追求和自由人追求同步的政体形式，也是后者的政治结果，它利用强权更强化了现代性的话语霸权。无论我们是否同意这种看法，它却引导我们去思考很多重要的问题。如“中华民族”的概念本身就是西方民族国家理念与实践的产物，有了一个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华民国，就有了一个与之配合的单一民族概念――中华民族，但事实上它是“中华国族”(nation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