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辈眼里的巴金.docVIP

后辈眼里的巴金 　　 　　他有显赫的职务地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他有众多的荣誉: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苏联人民友谊勋章、意大利但丁国际奖、日本福冈文化奖、亚洲资深作家敬慰奖；他有骄人的文学成就:1000多万字的26卷本创作作品、10卷本译文作品。巴金,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一个高不可攀的名字,一个令人敬畏的名字。 　　2005年10月17日19时零6分，巴金在上海逝世。 　　算起来，巴金与病魔搏斗了20年之久，胸椎骨折、腿股骨骨折，直至帕金森病……1999年2月8日，巴金又因上呼吸道感染、高烧持续不退，住进了华东医院抢救，从此没有回过他武康路的家。整整5年了，顽强的生命力支撑着他那虚弱的躯体。他多次请求：我老了，我没用了。 　　然而，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他的心脏没有停止过跳动，热血始终在流动，在与肆虐的病魔作顽强的抗争中，顽强的生命力一次次地创造了奇迹。 　　 　　儿子李小棠：他教会我做人 　　 　　小棠记得十分清楚，上世纪50年代末，还是在学龄时期，一家人融融乐乐，父亲常常摆开象棋棋盘，与他对弈。那时，父亲心情舒畅，除了写作和社会工作之外，享受着家庭的天伦之乐。小棠说，父亲早先还有集邮的兴趣，后来实在太忙，便放弃了这一爱好。 　　1968年后，小棠中学毕业去安徽插队落户，由于家庭原因，升学、上调都没有机会，巴金也为儿子牵挂过，总想为儿子找条出路。那时，黑云压城，灾难已降，巴金难啊！尽管难，他还是为儿子奔波了一回，独自到一位老朋友家里，想请这位老朋友帮帮忙，托托关系，通通路子，为儿子找个工作。然而，1个小时坐下来，两人说东道西，巴金就是开不出口，直到握别的那一刻，巴金还是把要托的人情咽回肚皮里。 　　小棠知道父亲的脾气，他是从来不求人的，要他去求人比登天还难。小棠一直读着父亲这部大“书”，他懂，他从来不会怪罪父亲那出不了口的请托。反之，他从父亲身上领悟了做人的道理。所以，小棠向来低调处世，从不张扬。 　　小棠说，《收获》杂志今年第一期上刊登父亲的《致李楚材》这封信的起因，还是他中间搭的“桥”。那是1988年吧，小棠在市政协编杂志，要搞一套上海史话类的书籍，他去母校位育中学约校长李楚材写篇“位育”的史话。他说，当时正逢位育中学45周年纪念日，学校要编一本纪念册，李楚材嘱小棠请巴金为位育中学题个词。小棠回家后对父亲说了。不想，巴金一口谢绝，他说，我的字写得不好，就不写了吧。 　　令小棠意想不到的是，父亲虽然谢绝题词，但对李楚材的请托还真当一回事，他用另一种方式来为“位育”题词。他开始落笔写这封《致李楚材》的信，信还没有写完，他又一次受病魔干扰，中断了写作。直到16年后的今天，我们读到这封未写完未发出的信，深感此信的价值远远胜于一两句话的题词。他毫不留情地揭示了当时教育问题上的种种弊端，今天读来依旧振聋发聩。 　　 　　养子马绍弥：他疼我胜亲生 　　 　　马绍弥是巴金的养子。母亲罗淑在生下绍弥20天后得产褥热病，不幸逝世了。11岁那年，父亲马宗融又在贫病中逝世。父亲生前是复旦大学法国文学教授，是巴金的朋友。巴金在料理完友人的丧事后，便把绍弥接回了自己家。从此，马绍弥成为巴金家中的一名成员。小学毕业那年，绍弥拿着学校发的履历表为难了。因为他不知道，在家庭成员、社会关系这些栏目中，该怎样填?回到家，绍弥将履历表交给巴金。巴金看了看，在家庭成员一栏中填下这行字：李尧棠父执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职员。写完后，巴金又关照了一句：“你以后就这样填。”巴金早就蜚声文坛，新中国一成立就在文化界担任要职。但是,在巴金心中，他只是一位编辑、职员。 　　马绍弥说，巴金从来不喜欢过生日，他的生日在他80周岁以后才隆重起来，但他把这个当成朋友聚会的机会，大家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其乐融融。巴金病情恶化后，马绍弥到医院探望过他：“他的状况非常不好，现在的治疗对他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每次要给他插气管，吊针，特别是吃东西，他现在完全靠鼻饲，生活对他来说，是一种痛苦。” 　　马绍弥刚到巴金家时，还是个11岁的孩子。当时，苏联电影很红火，他看了一部《三个拖拉机手》的苏联电影后，兴奋不已，说要响应国家开发东北的号召，要去当拖拉机手。马绍弥说，李伯伯（巴金）听我嚷嚷，还真当一回事，既着急又生气，说小孩子不许胡来，啥也不懂，要好好念书，我要对你爸爸妈妈负责。马绍弥说，这事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可他记得十分清楚，巴老就像对待自己子女一样，一直关心他的学习、前途。 　　马绍弥在上海读完初中，因姐姐在北京有了工作，他便去北京上高中、上大学，以后寒假暑假都到上海来。 　　有一年，还是“文革”期间，马绍弥到上海巴金家里，见巴金的书架上有一套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他想拿来看，巴金马上制止：不许看，不少人就是看这本书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