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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意义理论如何可能 　　[摘要]本文从意义理论的目的、任务与本质要求、构造原则以及研究方法等角度，全面系统地探讨了达米特意义理论的基本观点，从达米特的角度回应了“当代意义理论如何可能”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关键词]达米特意义理论理解理论 　　〔中图分类号〕B81-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2-0029-05 　　 　　当代意义理论如何可能？这涉及到意义理论研究的一般性问题，主要包括：意义理论的目的、任务与本质要求是什么？意义理论的中心问题是什么？研究意义理论的原则与方法是什么？对于这一个问题，作为当代著名的语言哲学家，达米特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原创性的解答，为意义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观念和活力。 　　 　　一、意义理论研究的目的、任务与本质要求 　　 　　在达米特看来，我们研究意义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有关意义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概念的哲学问题，澄清意义概念所引发的哲学上的困惑。在当代哲学中，意义概念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概念，哲学家关于这个概念具有不同的理解，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甚至关于“什么是意义”这个问题都不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答。同时，意义概念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哲学上的许多问题与意义概念密切相关，主要有：与意义有关的认识论问题――意义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意义与理解的关系问题；与意义有关的本体论问题――意义理论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论争的问题；与意义有关的逻辑问题――逻辑形态的选择以及逻辑定律的选择问题；与意义有关的真理问题――意义与真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与意义概念有关的哲学问题，也是依赖于意义概念的澄清才能得到合理解答的问题。因此，意义理论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它来给“什么是意义”这个哲学问题一个合理的答案，同时解决一系列与意义有关的哲学问题。由此可见，意义理论是一个十分基础的理论问题。达米特关于意义理论研究的哲学目的的见解非常重要，它既指明了意义理论研究的方向，也确立了意义理论研究的中心任务。 　　关于意义理论的界定以及意义理论的任务，达米特认为：“一门语言的意义理论的任务是给出这门语言如何工作的说明，即语言的说话者如何用它来进行交流的说明：这里的‘交流’仅仅指‘通过说出该语言的一个或多个语句做它所能够做的一切事情。’……意义理论是理解理论；即意义理论必须说明，当某人知道一门语言时，当他知道该语言的表达式和语句的意义时，他所知道的是什么。”[1]（P3）上述论述既是达米特关于意义理论的界定，也是达米特关于意义理论任务的规定。一方面，达米特是从两个视角来界定意义理论的：一个视角是从“语言如何工作”、“说话者如何用它来进行交流”来阐明意义理论，它表明意义理论是关于说话者的语言实践的理论描述。另一个视角是从“说话者对语言的理解”来阐明意义理论，它表明意义理论是关于说话者的语言知识的理论。达米特界定意义理论的两个维度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从前者出发来定义意义理论必然导致从后者出发来定义意义理论。语言工作方式的说明必然是语言使用者使用语言的实践的说明；而语言使用者的语言实践的主要形式就是语言交流，语言交流的主要问题就是语言理解问题；而语言理解主要是从说话者的语言知识角度来阐发的。因此，对语言如何工作的说明主要是对语言使用者的语言理解的说明，进而是对于语言使用者的语言知识的说明。“意义理论是理解理论”这种界定更为深刻。另一方面，达米特也是从语言本身的作用与功能、从说话者对语言的理解这两个视角来说明意义理论的任务的。在他看来，这两个说法是一致的，他更加注重从语言使用者所具有的语言知识出发来探讨问题，因为他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只有阐明了说话者的语言知识，才能阐明说话者使用语言的实践，阐明语言是如何工作的，即语言的功能和作用。 　　基于对意义理论的界定以及对于意义理论任务的规定，达米特由此提出了关于意义理论的本质要求：一个可行的意义理论必须是一个理解理论，他必须给出一门语言的说话者在知道这门语言时他所知道的东西的说明。任何不能给出关于说话者语言知识的说明的理论都是错误的理论，都不能满足我们哲学上对于意义理论的需要。达米特说：“一个理论不仅规定为了知道这门语言我们所必须知道的东西，而且要解释具有这种知识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意义理论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那么无论它是否是一个理解理论，它都必须产生一个理解理论。”[2](P281) 　　达米特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语言共同体共有的一种社会财富，语言交流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这种行为的主体是理性的具有动机、目的和意向的人类。因此，在考察语言说话者使用语言的实践中，我们就不能把语言交流当作一种自然现象来对待，应该认识到语言实践中说话者的动机、目的和意向的作用。语言使用者在交流中理解对方的前提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