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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泪与叹息 　　李兆忠　译 　　 　　一 　　 　　坐欧洲航线的轮船从马赛向日本进发时，开始能够清楚地听到日本电台的广播节目，是轮船横渡印度洋、靠近马来半岛以后的事情。这周围的许多地方，十五年前我们在报纸的标题上天天都能读到，从此以后则一次也没想起来过。但这是过去的话题。对于在船中的我们来说，只有到现在，才得以开始同当下的活生生的日本接触，那是日本的旋律通过扩音器在轮船内回响飘荡的时候。伴随那种久违了的流行歌，日本的广播电台不惜一切、万事唯大、一天到晚地播送着节目；伴随那种悲伤、涕泣、潸然、刻骨铭心的旋律，所谓的日本开始了。 　　这种情形在欧洲是肯定看不到的，欧洲的旅行者大多都是在秋天的威尼斯听船歌，在圣诞节的伦敦听赞美诗的合唱吧，要不就是在德国南部的啤酒屋听欢快活泼的民谣，在法国的电台节目里听民歌手巧妙地捕捉时事、内容诙谐的现代民歌吧，而且他们还会听到那种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演奏都带着奇妙的、骚动的爵士乐。但是无论在哪里，都不会听到那种好像专门为了抒发凄凉的、郁闷的、充满眼泪和叹息的感情而作的短调歌，旅行客于是就认为：这就是日本的特产――日本，一个眼泪与叹息的国度! 　　而且，回到日本后更发现，把日本全国浸泡在眼泪里的，并不仅仅是那些流行歌；眼泪和叹息，并不是广播电台的专卖。 　　电影公司一成不变地炮制那种“催人泪下”的作品，它们通常讲述母、子，或者父母儿女两代人受苦于义理人情两面夹逼的故事――总之，只要能让人掉眼泪就行。也许有人会说，日本的电影公司不只搞这些名堂，这自然不错。然而，说起来有点可笑，大众电影虽然全世界各国大同小异，像“催人泪下”这样的广告其它任何国家都不会轻易地哪怕采用一次，它只是日本的特产，并不能像拨动日本人的心弦那样轻易地打动其它国家的人们。“催人泪下”这句话，在日本以外的国家作为电影广告向来不能成立。 　　然而不管是流行歌、浪花曲(一种三弦伴奏的民间说唱歌曲，类似中国的弹词――译注)，还是电影，即便是一个那样的充满眼泪和叹息的感伤的世界，总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与我们实际的人生想来并无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此沉迷于这个感伤的世界，在他们的心中，想必不会不多少带有点这种感伤的倾向吧。 　　带着这样感伤的心进入到这样一个冷酷无情的国际权力政治的世界里，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每当听到那些被称为政治家、官员的人信口说，某个国家对日本抱有好意，我就想，我们的国民果真会相信吗?我还意识到，假如当真，事情怕就很危险。为何如此?因为这种时候，对方并不是听着一样的流行歌、为之刻骨铭心的我们的同伴。 　　然而，与其把话题从流行歌一下子转移到国际政治问题，不如将产生这种眼泪和叹息的日本人的哲学――假如读者认可的话，叫作观念形成也可以――究竟是什么搞搞清楚也好。 　　 　　二 　　 　　感情生活上的感伤主义从思维方式上说，就是把一切均视作虚无，假如这一点成立，那么善恶对立主义不过是其在伦理上的表现，后面将要说明的一种彼岸思想大概是其逻辑上的必然结果之一。不管怎么说，一切皆无主义在战败后日本的言论中确实得到了典型的表现。 　　在经历过战争中一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就有人说“这也算日本人吗”的时代之后，迎来了一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就归罪于“日本”的时代。然而，既然战争中日本一切都是、一切都不是的事情越来越清楚，只有承认自己一无是处。同样，战争中一切都应当被视为一无是处的外国，战后一旦被判明不是一无是处，立即变成了一切皆是。于是，论客们连有缺点的日本也有优点，有优点的外国也有缺点这样最平凡的道理都不顾了。 　　在战败后的日本实行民主化很有必要，到今天依然如此。发生了所谓“搞过了头”的事很正常。指责搞过了头，倒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吹毛求疵行为。因为一切改革必然伴随“搞过了头”，反对所有的“搞过了头”，事实上就是等于以此口实反对所有的改革。然而，战败后的日本，作为必不可少的改革，偏偏是为了现在才开始的对人权宣言的确认而进行的!这不是那种由外国强加过来、日后变成日本的东西一类的从容不迫的改革。人权宣言是西方人首先搞出来的，就像青霉素是西方人首先发明的一样。得了肺炎的日本人大概不会拒绝注射青霉素，在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一直被剥夺了人权的日本妇女大概也不会拒绝人权宣言与家族制度的改革。是药总是会有副作用，改革也会搞过头，但这丝毫也不能改变药具有的压倒一切的效果与改革的决定性的必要。搞过了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从西方吸收人权宣言与民主主义的理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此外从这个意义上看，落后国与先进国的考虑问题方式，即社会发展阶段说的盛行也是理所应当的。然而因此就认为西方诸国的一切都比日本好，则无法叫人苟同。何以如此?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已经不能用“搞过了头”来解释。法国的妇女服装在世界上独占鳌头，据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