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到处说柳青.docVIP

春风到处说柳青 　　1951年5月，《中国青年报》创办者之一、编委、副刊主编刘蕴华（柳青）突然离开了首都北京，自己带着简单的行李，踏着最后一场潇潇春雨中的泥泞路，来到陕西长安的皇甫乡安家落户，直到1967年被强行“赶走”，这位曾经的“团中央高级干部”在镐河畔神禾塬上的古庙里，像一个农民一样住了十四年。 　　“脚上穿着烂皮鞋，裤腿上满是泥点子，手里拿着哮喘喷雾器，没日没夜在村里和田里转”，柳青给皇甫乡人留下的印象，使人想起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个传奇人物：上世纪五十年代，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舍弃了在古巴青年团和中央银行的领导职位，悄然离开哈瓦那，奔向艰苦的丛林游击战，在一个也许并不适合他肉体生存的地方，把自己熬成了一个丛林中的“野蛮人”。――而巧合的是，柳青与切患有同样的疾病：严重的哮喘，他们甚至都要依靠哮喘喷雾器才能维持生命。 　　著名的“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其实就来自柳青本人。1956年，柳青用自己的稿费和积蓄换来了日本良种稻――矮杆粳稻，在小范围种植试验成功之后，第二年秋天，王家斌（梁生宝的原型）胜利合作社的一千多亩水稻获得了平均亩产710斤的大丰收，创造了陕西地区历史上最高的粮食生产纪录。1960年，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前的一个月，柳青就将所有的稿费16065元捐给胜利人民公社，作为公社的工业基建费用，公社用这笔“巨款”修了一座农业机械厂，后来又建了王曲卫生院。为给村里拉电线，柳青更预支了小说第二部的部分稿费（《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于是柳青的后半生几乎就是在债务中度过的，像一切苦行者一样，这个当代中国“发行量”最高的作家之一去世时很可能一贫如洗，他盛年而逝，并不长寿（终年62岁）。 　　“往事并不如烟”。“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自然也不绝如缕。1990年代末，为了支持中国包产到户的典型安徽凤阳小岗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表日方向小岗村投资1000万日元，用于引进优质稻种，以改变小岗村农户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粮食产量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据陈窗、曾德方《小岗农民访谈录》披露：2002年小岗遇到旱灾，许多家庭承包田的亩产降到200斤），与柳青的故事相似――稻种还是日本稻种，但是，此时的小岗村却遇到了当年《创业史》开头所描写的“蛤蟆滩式困境”：由于村里早已没有集体农田，更没有一个王家斌式的村干部愿意将自家的田用来试验新稻种，没有一个“梁生宝”自愿吃亏充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结果优质稻种因为无地试验而无法推广，小农经济聪明反被聪明误，1000万日元投资自然打了水漂。1990年代末，1000万日元不过65万人民币，而在1960年代初，一、二两部《创业史》的稿费却远不止今天的300万人民币，在当时的农村几乎就可以开银行了。 　　2006年，孟加拉国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因为长期从事反贫困事业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其获奖理由不过是：他长期向穷人提供小额贷款（每笔20美元），只是不要利息和抵押而已。像尤努斯博士一样，柳青的事业更属于千千万万人，而且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他所作所为比尤努斯更为彻底。 　　 　　“时间小说”与作为 　　“上帝”的小说家 　　 　　“时代”是个奇怪的现代范畴，作为时光流逝中“看不见的手”――它总是在掩盖某些东西的同时，却刻意突出着另外一些。它还促使人们相信“当下”乃最重要的时刻，从而自然而然地由“当下”出发，去将时光整理为一个连贯的整体。 　　比如，当下的人们也许不知道，所谓“中国人放歌维也纳金色大厅”的历史，并非从宋祖英等“当下艺术家”开始。因为早在1951年，中国歌剧《白毛女》就轰动了维也纳，而在柏林和德累斯顿，当年喜儿的扮演者王昆，几乎被歌剧之乡欧洲观众热情的鲜花所掩埋，谢幕的时候根本无法下台。今天热衷于“超女”的人们也许不想知道，芭蕾舞剧《白毛女》至今依旧是世界上顶尖芭蕾舞团的保留节目（例如著名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至今在世界各地（除中国大陆外）巡演，长演不衰。 　　同样的，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历史也不能从1980年代、更不能从当下算起。例如，1964年新日本出版社就翻译出版了《创业史》上下两部，这也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创业史》版本（因为中国国内只出版了《创业史》的第一部）。日本著名学者冈田英树在《野草》杂志评论说，“《创业史》确实把中国长篇小说的已有水平引向一个新阶段”，日本读者“为其直视现实的敏锐目光而惊讶，为其生动的人物形象而兴奋，被作者对未来充满坚定信念的描写而征服”。 　　1978年，《创业史》英文本出版，柳青临终前在病床上翻看的书，就包括这本英文《创业史》。讽刺性的是：尽管1980年代开始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时代，而“当下”的中国作家能够阅读、翻译和运用外文写作者，却始终寥寥无几（张承志可以用日文写作，也许是唯一的例外），当下的中国作家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