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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历史必然性 　　我国实施的司法制度是具有 中国 特色的人民司法制度。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董必武对人民司法制度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人民司法的基本精神是要把马恩列斯的观点和毛泽东思想贯彻到司法工作中去。人民司法基本观点之一是群众观点，与群众联系，为人民服务，保障社会秩序，维护人民的正当利益。要看我们的审判工作是不是便利于老百姓，是不是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不是对建设社会主义起保障和促进作用”。由此可见，人民司法的宗旨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为广大人民服务，采取的方法是最便利人民，衡量的标准是有利于人民的最高利益、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司法制度是在我国司法制度的 历史 发展 过程中出现的，适应基本国情并积极吸收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 规律 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规律，其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们认识事物，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性，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是世界上诸种事物存在千差万别的内在原因。同时，每一种矛盾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又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在 自然 界中存在，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存在的。 法律 属于社会 科学 ，当然要接受辩证唯物主义 哲学 的指导。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原理，每一个国家的法律都应该具有自己的特殊性，都应该与其他国家法律制度有明显的区别。国家司法制度也是如此。因此，没有一成不变的司法模式。　　 无独有偶，19世纪历史法学流派的先锋人物萨维尼提出，“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像 艺术 和 音乐 一样，都是该民族文化的自然体现，不能从外部进行强加。在任何地方，法律都是内部力量推动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专断意志推动的。”他反对将那种特定民族所特有的个性当作一般共性的思维方法，坚决主张要努力寻求本民族特有的法律制度。因为不同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社会结构形式构建了不同的法律文化体系。不同国家的社会结构形式不同，社会关系的结合方式就不同。不同国家社会成员不同的结合方式往往会形成不同的调整方式和秩序体系。　　 其实，只要我们翻开世界各国的法律书籍就会发现，萨维尼的法律民族性观点，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所体现和证明，并深刻寓于具体的法律规定之中。例如，英国和美国尽管阶级基础和 经济 基础基本相同，但司法制度却有非常大的差异：美国经常采用辩诉交易，而英国则严厉禁止；美国有联邦最高法院，英国的司法终审权却掌握在作为立法机关的上议院等。　　 深谙西方法治真谛的美国著名法学家劳伦斯·M·弗里德曼曾说过，“理性和法治可以采用不同的形式。没有特定的法律推理模式、特定的法律制度安排或特定概念体系可以被确定为我们定义的法治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因此，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司法制度的发展因历史起点、过程、条件以及主体选择各不相同，其制度的选择也必然带有自己的个性。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司法制度，在法律上不可能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唯一标准和原则。中国特殊性的显性表现俯拾即是。历史发展进程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在实施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造就了历史文化的辉煌，中庸之道对现实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法律文化上，历来将“和谐”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强调“和为贵”、“息讼”、“少讼”，提出了“明德慎罚”、“引礼入法”、“明刑弼教”、“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等法律思想。同时，人们普遍注重家庭观念和集体权利，传统习惯和思想在人民的意识中根深蒂固。中国当前最大的国情是：大国、人口多、底子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各地 政治 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根据哲学原理和萨维尼的理论，所有的这些都势必会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形成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并使其具有自己的特质。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司法制度，归根结底应该由中国的国情、性质、历史传统、民族特质等决定。中国司法制度只有立足于基本国情、民族传统和发展阶段，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二　　 人民司法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立与发展是由中国的经济基础与特定国情等决定的。　　 首先，从政治上讲，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必然实行人民司法制度。国家是法律的创制主体，法律反映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为国家和在国家中占有统治地位的阶级服务。作为法律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司法制度也必然由政治制度决定，对政治制度发挥确认、保障和促进的作用。在民主社会中，大多数国家都是由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党掌握和管理国家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