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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与中国利用外资的调整对策 内容 提要：在混沌 理论 和路径依赖的框架下，初始状态决定了后期的制度演进，而内生因素又会形成对局部均衡的困守，由此必须进行不断的路径选择和调整。以这一模型对 中国 的利用外资状况进行 分析 ， 研究 结果表明，由于四个“悖论”的存在，新时期中国 经济 增长对外资的依赖本质上已变成一种强度路径依赖，必须进行相应的路径调整；而针对阻碍路径调整的众多内生因素，应采取渐进式、区域化的外资政策调整方案。 　　 关键词 ：法经济学，路径依赖，利用外资，政策调整 　　混沌 科学 理论的研究表明，许多现象对于初始的条件非常敏感，例如著名的“蝴蝶效应”，只要一只蝴蝶在地球的一端扇动翅膀，在未来地球的另一端就可能造成一场大风暴。也就是说，准确预测事物的走向非常困难，开始的选择往往由于后期的扭曲和转向偏离原先所设想的结果。 　　而路径依赖理论则表明，原本让人满意的结构到了新环境下可能并不是最优的，但又很难再去改变它，例如以前的人们为了躲避野兽的攻击在森林中披荆斩棘，从而走出了一条曲折的路线，这在当时是一种最优的选择；到了 现代 ，人们可能更愿意去走一条笔直的道路，但把道路拉直的成本和其他累积因素又决定了人们必须去接受这种次优的结果。 　　 一、法经济学框架下制度演进的基本模型 　　在混沌理论和路径依赖的框架下，法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进的基本模型，即政府必须进行不断的路径选择，以保证原来做出的选择不至于产生一种不能消除的相对无效率的结构。如图一所示，要避免路径依赖所造成的不良 影响 ，政府就必须有决心在适当的时机都进行相应的路径再选择，否则某一路径的累积性因素将会使新的路径选择变得越来越困难。 　　至于路径再选择的最终结果则取决于路径依赖的具体类型，根据哈佛大学法学教授Mark J. Roe(2003)的划分，路径依赖有弱度、中度和强度三种不同的形式，弱度路径依赖是指改变后的路径并不比现有的路径更有效率；中度路径依赖则是指虽然现有路径是相对无效率的，但做出改变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显然在前述两种情况下，路径选择的最终结果是维持原路径不变，因为虽然有相对无效的存在，但保持原路径仍然最合乎效率的要求。强度路径依赖则是指路径改变所获取的收益将超过其成本，这时路径再选择的障碍主要来自于公共选择等内生因素。强度路径依赖要求政府必须做出相应的路径调整，因为长远看，短期的成本支出显然比长期深陷于不合理的局部均衡更富有效率，而且越晚做出改变，所造成的危害和改变所需付出的成本就越大。 　　 二、利用外资路径依赖的存在性检验 　　为从经验数据上验证中国经济增长与利用外资间路径依赖关系的存在，搜集了1983~2001年间中国利用外资与GDP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统计资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与GDP增长的趋势高度吻合，根据宏观经济学原理，投资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以上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商投资的拉动。(见图二) 　　众多实证研究的结论同样证实了这一观点：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World Bank,1996)，外商投资经济对1990~1994年间中国GDP总量增长率的贡献为0.9个百分点。其贡献率为8.6%，而且在逐年上升；世界银行还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和国内高储蓄率这三者间的联系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在国内，江小娟(2002)的研究结论表明，外商投资 企业 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约为26.2%，也就是说，2001年中国GDP增长的7.3个百分点中外商投资企业贡献了1.9个百分点；而冼国明、葛顺奇(2002)也认为，FDI估计贡献约占中国GDP增长的三分之一，税收收入的12%，出口的41%，创造了2000多万个就业机会。 　　外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大作用验证了中国经济增长对于外资利用的依赖关系。当一种依赖关系达到不能随意调整的程度时，便构成路径依赖，我国的现实情况正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末，鉴于政策优惠和市场让渡的激励导向型外资政策所造成的公共财政资源(主要是税收)和国民福利流失，我国政府曾试图推行规制导向型的外资政策，对外资企业实施“国民待遇”，但从1998开始，因其对经济增长的强烈负面效应以及其他各方面因素影响，又不得不逐步恢复对外资企业进口设备免除关税等优惠政策，以扩大引进外资的力度。外资政策调整计划的失败进一步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对于利用外资路径依赖关系的存在。、利用外资路径依赖的具体类型判定 　　即使有路径依赖关系存在，也不意味着一定要做出调整，根据前面的分析，只有在强度路径依赖的情况下，才有做出路径改变的必要性。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