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仲舒的“德治”思想（上）.docVIP

　　论董仲舒的“德治”思想（上）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西汉时期最大的儒学大师，是继孔子、孟子、荀子之后和宋代朱熹之前儒家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他一生以治《春秋》为主业，认为“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微，则不知国之大柄”（《春秋繁露。俞序》，下引此书，只注篇名）。他研读《春秋》十分用功勤奋，曾三年不入园圃，设席讲学，当时“学士皆师尊之”（《汉书。董仲舒传》，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董仲舒传》），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也曾经跟他学习过。他不仅精研学理，而且经世致用，提出的不少建议，都为汉代统治者所采纳。“董仲舒的思想标志着儒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儒学作为维护一统封建帝国统治的主要意识形态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1］ 　　在治国方略上，董仲舒力主“德治”。“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在国家治理方法上的重要主张，但在董仲舒以前，它基本上只是一种“思想”，是董仲舒将其全面完善并使之成为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综观董仲舒的著述，他所竭力主张的“德治”主要有“以义正我”、“以仁安人”、施“教化”、守“等级”、行“仁政”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以义正我” 　　儒家从孔子开始就提倡“为政以德”的“德治”，重视道德教化和统治者个人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相对地比较轻视法律及其强制规范的作用［2］。 　　在国家治理活动中，董仲舒与先秦儒家一样最为提倡教化，但他同时认为，统治者不能只是用仁义道德去教育别人，起一个传道即言教的作用。他认为德治的首要内容，是统治者首先要进行自身的修养，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表率作用去进行身教。他认为有利于国家安定的良好社会风气和精神面貌，必须要统治者带头起表率作用才能够完整有效地形成。他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董仲舒传》，孔子语见《论语。颜渊》）民众之德如“草”，君子之德如“风”，广大民众在德行上受君子的影响，就象小草一样随风俯仰，“夫上下之化，下之从上”（《董仲舒传》）。他告诫统治者说：“尔好谊（义），则民向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董仲舒传》）“故君民者，贵孝弟而好仁义，重仁廉而轻财利，躬亲职此于上，而万民听生善于下矣。”（《为人者天》）他甚至认为君臣、父子之间的榜样和感化关系也是一样的，其间君和父起着主要的作用，“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玉杯》）。他还比喻如同泥在制陶器的模子中和金属在熔炉里，全靠制作冶炼者的铸造而成器，这意思一如儒家先师孔子所说“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 　　在这方面可以说董仲舒忠诚地继承了先秦儒家尤其是孔、孟的思想。孔子曾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孟子也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可见儒家一直是把统治者的自身修养当作教化人民百姓的先决条件的。 　　那么统治者用什么来修养自身呢？董仲舒明确指出要用“义”，“义”是用来修养心性、培养品德、陶冶情操的。他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身之养重于义》）董仲舒深入、完整地剖析了心、体、义、利之间的区别和相互关系，心、体构成一个完整的“人”，人不能没有心、也不能没有体，而“义以养其心”、“利以养其体”，“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可见义、利都是人所必需的，但二者相权衡，因为“心”贵于“体”，所以“养心”之“义”就要贵于“养体”之“利”。因此董仲舒谆谆教导统治者绝对不能去追求一己之小利，而破坏了公利之大义。 　　董仲舒区别并强调了“仁”和“义”在德治中的不同功能：“仁”是用来安人的，“义”是用来治己的。他说：“《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春秋》所讲的国家治理，就是治“人”与治“我”相结合。因此他反复强调“义”与“我”和“仁”与“人”之间的关系：“义云者，非谓正人，谓正我”，“义在正我，不在正人”，“义者，谓恒在我者，恒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义之为言我也，故曰有为而得义者，谓之自得；有为而失义者，谓之自失；人好义者，谓之自好；人不好义者，谓之不自好。以此参之，义，我也，明矣。是义与仁殊，仁谓往，义谓来；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