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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雷海宗的文化形态史观 　　中图分类号： 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2-0061-01 　　 摘要：雷海宗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成就颇多的史学家，是战国策派的代表，推崇斯宾格勒，以文化形态史观著称，本文从历史是由史学家创造的；中国文化独具二周论；兵文化与中国文化第三周论述其文化形态史观。鉴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应对其文化史观进行全面的评价。 　　关键词：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战国策派 　　 　　雷海宗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史学大家，也是“战国策”派的主要代表。20世纪80、90年代，雷海宗的研究受到关注。学术界探讨了雷海宗的生平、教学研究、史学成就等，并取得了两点重要成果：一是推翻了战国策派为法西斯派别的“盖棺定论”；二是开辟了雷海宗世界史研究的新领域。 　　一、雷海宗的生平及著作 　　雷海宗原名雷得义,字伯伦,1902 年出生于河北永清县，自幼受到旧学和新学双重熏染。1919年就读清华学堂高等科,1922年公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1927年获哲学博士后返国,曾在国立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任职。和林同济等人创办《战国策》杂志与《大公报?战国副刊》,形成战国策派。抗战后返京,留任清华大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62年12月病逝于天津。雷海宗可以说学贯中西,学术研究自成体系,发表了《殷周年代考》《历史的形态与例证》《古代中国外交》《历史过去的释义》《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等重要论文，其代表性著作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西洋文化史纲要》《伯伦史学集》。 　　二、文化形态史观 　　文化形态史观始于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集大成者是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文化形态史观是从文化层面研究人类历史，把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高度自律、同时具有生、长、盛、衰等发展阶段的有机体，倡导文化对等、多中心、多动因，主张多视角、多层面研究世界各种文化，通过比较各种文化的兴衰得失，从整体把握与宏观思考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20世纪20年代，西学东渐的思潮传入中国，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传播开来。20世纪30到40年代，林同济、雷海宗等人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受文化形态史观的启发，建立了自己的文化形态史观。 　　第一历史是由史学家创造的。史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过去”又有“绝对”“相对”之分。在这两种“过去”中，雷氏认为研究绝对的过去是没有意义的，“史学的过去是相对的，是瞻前顾后的。一件事实对于已往的关系，对于未来的影响，在当时的地位，对今日所仍有的意义，都必须研究清楚，那件事才是真正的历史知识，才有成为历史学的事实，才有意义，才是活的”。 史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把历史研究与救国救亡紧密结合，只有与现实结合的相对的历史才有价值。 　　雷氏认为史家可以创造历史，史学是主观的。每一个时代所认识的过去，都是那一时代的需要、环境、情绪等所烘托而出的。他强调“有意义的过去，真正的历史知识，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对于过去的活动认识。这个认识当然是主观的，它的价值也就主观”。但史家创造历史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对自己生活的时代状况和精神了解，要有完备的人格和修养，要有历史的警觉；二是要有一定的社会客观条件，因为社会状况决定了史家创造力的高低，平淡时代的思想是不活跃的。 　　第二中国文化独具二周论。雷氏认为“一切过去伟大文化都曾经过一度的发展、兴盛、衰败, 而最后灭亡, 唯一的例外是中国”。从而提出中国文化独具二周的观点。主张用中国历史解释世界，提出中国文化再生说。雷氏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界, 将中国分为两周。 　　第三兵文化与中国文化第三周。雷海宗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形态历史学家，深受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认为“五千年来的高等文化区域共有七个：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欧西”。由于当时中国的国情，雷海宗更多是把注意力放在如何经世济国上。主张重振尚武精神，从中国传统文化如兵制、皇帝制度等方面反省民族文化的劣根性。他认为“汉代的问题实际是中国的永久问题，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正是因为人民不肯当兵，秦以下的历史就“一切都不能自主，完全受自然环境和人事环境的支配”。 　　卢沟桥事变后，雷海宗提出中国文化第三周说。“与印度、巴比伦文明比较，中国文化有顽强的生命力，可造第三周。”抗日战争比淝水之战更重要，是中国文化第二周的结束和第三周的开幕。中国应通过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实现第三周文化。 　　三、结语 　　雷海宗引进了西方史学理论，他实践克罗齐的理论,他还密切关注当时西方盛行的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及其对史学的影响。但在抗战的环境里,以雷海宗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因宣扬文化形态史观而被视为法西斯派别,遭到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