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文教体系重建分析.docVIP

　　近代日本文教体系重建分析 明治 时代 以后，一方面日本民族精神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出现“受容中的演化”，另一方面，又没有走向“完全的西化”，而是迅速向传统回归。 现代 精神在“回归”中完成，这是日本现代精神 发展 史的一个耀眼亮点。对于日本（不只是日本）现代精神的“回归再造”现象究竟作如何评价？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 问题 ”，而是牵涉到有关文化更新、民族复兴、民主进步等诸多现代化 理论 乃至于东亚现代化经验性选择的重大话题。日本“传统回归”所带来的民族利益究竟有多少？所造成的国家危害究竟有多大？所形成的民众“感染”究竟有多深？离开世界普世价值的距离究竟有多远？利弊权衡竟为如何？这些“世纪的疑惑”或许为篇幅所限，无法一一解释，然而一旦事实得到梳理，或许就会 自然 冰释。这样，对日本新文教体系来龙去脉之回顾就成为必要。同时 历史 的光圈也聚焦于那些似曾遗忘的人物，如元田永孚、西村茂树、村上精一等。 　　一、《 教育 大旨》的出台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发生自由民权运动，广大市民阶层发出自由平等的呼声，并爆发一连串的示威与起义活动。与此同时思想界也出现对传统儒学思想的批判势头。例如，福泽谕吉一方面肯定儒教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尤其是近世以来儒学逐渐昌盛，排除了世俗神佛的荒谬之说，扫除了人们的迷信，其功绩的确很大”。但是他又认为，儒学包含有极大的不适合近代的负面因素，是政府专制的促成者和维护者。植木枝盛对儒学的批判也甚激烈，他向日本妇女们呼吁：“妇女们打倒儒学吧！粉碎它的‘四书五经’和‘小学’吧！它们是你们真正敌人。” 　　与上述观点不同，元田永孚看到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民教育政策的失败，造成 社会 风气只热衷“文明开化”，而忽略了道德的约束，以致“品德恶化，风俗紊乱”。因此，他主张起用儒学思想在新形势下对国民精神作重新统合。为此，1879年（明治12年）元田永孚在以“天皇旨意”的名义写的《教学大旨》中称： 　　“教学之要，明仁义忠孝，究知识才艺，以尽人道。是乃我祖训国典之大旨，上下一般之所教。然晚近以来专尚知识才艺而驰文明开化之末，以至破品行、伤风俗者不少。所以然者，维新始首，持破陋习、广求知识于世界之卑见，虽也一时取西洋之所长，奏日新之效，然其流弊在以仁义忠孝之后，徒法洋风是竞。深恐将来，终不知君臣父子之大义，亦未可测。是乃非我邦教学之意也。故自今以后，基于祖宗训典，专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人人尚诚实之品行。由此，各科之学，随其才器，益以长进；道德才艺，本末俱备；大中至诚之教学，布满天下，则我邦具独立之精神，而宇内耻事可无。” 　　《大旨》 分析 了明治以来道德沦丧的原因，提出了“基于祖宗训典，专明仁义忠孝”的对策，态度是非常鲜明的。 　　上述思想其实是元田的一贯主张。明治4年9月，元田在向吉井宫内少辅提出的《为学之要》中，便透露出他的“儒学主义”的立场。他说：“至于西洋学科，尽大学格物之实效，其政体民法，器械之精微，以至天文地理诸物之理，皆开尧舜三代之未开。真为当代之格物，人人当学。然人伦性理之德，根植于我邦天赋，其功夫次第具在四书五经。不可求之西洋。” 同年5月任明治天皇侍读后，以《论语》等为教材进讲。明治九年在《lt;论语gt;为政首讲讲义》中说：“近世西洋文明，大概其 法律 政体皆善美之，然其于主本务德处，亦未至者多。” 　　元田永孚另有《小学条二件》，更直接地指出要将儒学贯彻到小学教育中去。主要 内容 如下： 　　（一）“仁义忠孝之心，人皆有之，然人于幼少之始，不随其脑髓自然感觉而予培养，其他事物由耳闻而入为主，则其后无可奈何。故当世小学校应准设绘图，将古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画像揭出。低年生入校之始，即先以此画像示之，说谕行事概略，要在将忠孝大义列为第一，入其脑际，使其感觉。再使其知诸物名状。由此，必养成忠孝之性，习博物之学，而无本末颠倒之误。” 　　（二）“去秋巡览各县学校，亲验学生艺业。或其农商子弟，其说多空泛高尚之论。至其甚者，虽善洋语，译之为本邦则不能。此辈他日卒业归家，难就本业。又尚空论，则又为官无用。加之，自诩博闻，则侮谩长上，妨害县官者有之。是皆教学不得其道之疾，知弊害也。故应制定教则，于农商中设农商之科，不驰高尚，基于实地，他日学成，则归其本业。” 　　同上述可见，元田永孚主张将“仁义忠孝之心”作为日本教育的主旨，主张用生动易学的 方法 ，以养成儿童“忠孝之性”。 　　明治维新之后，西方学说涌入日本，在青少年中 影响 很大。自由民主之说一时风行。元田永孚认为，是文明开化政策导致日本“风俗紊乱”。而伊藤博文对此不以为然。他写《教育议》，从两个方面否定元田永孚的见解：其一，造成国家“风俗紊乱”的原因，并不在于实行了文明开化政策，而在于维新后国门大开，日本人与外国人自由往来，对于外国良莠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