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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障碍 　　摘要：文章以电影《活着》和小说《活着》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比较了余华和张艺谋在处理“大跃进”和“文革”题材方面的不同表现以及原因。认为二者的不同是由于两位艺术家经历，采用的艺术手段，表现手法与策略以及接受的不同造成的，《活着》已经是各有艺术特色的不同作品了。 　　关键词：《活着》；张艺谋；余华 　　中图分类号：J9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06）07-0047-03 　　 　　引言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两个历史事件。“大跃进”发生在1958年到1960年，是受“左”的思想指导发动起来的。对社会主义建设要求过高、过急，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以及之后的严重的经济困难。“文化大革命”发生于1966年到1976年，它是一场从文化领域开始，波及社会各个方面。“大跃进”和“文革”对中国人造成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余华的小说《活着》和张艺谋的同名电影都有以这两段历史为背景的叙述。但是细细分析这两个作品，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虽然时隔多年了，但是经典毕竟是经典，至少在笔者探寻其间的差异时依然是饶有兴味的。 　　 　　一 　　 　　余华是浙江海盐人，196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他的父母都是医生。后来随父母迁居海盐县。张艺谋1950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初中毕业后到陕西乾县农村插队，后来到陕西成阳国棉八厂当工人，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从出生到进入电影学院学习，他二十八年都生活在陕西这片黄土地上，对西北人的生活，对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有着亲身的体验和真实的感受，这对他后来的艺术风格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电影《活着当中，张艺谋把小说的主人公福贵从南方的一个农民变成了北方小镇的一个以表演皮影戏为生的普通市民。皮影戏是以前北方民众比较喜欢的娱乐形式，在北方也比较常见，张艺谋对这种娱乐形式应该比较熟悉。皮影戏是电影《活着》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民间皮影戏艺人不仅成了主人公的职业，还起到了视觉符号的作用。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是福贵在赌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地落入了赌场老板和龙二设计的圈套中，在这个时候背景出现的是一个皮影戏台，上面在演的是一个女人正跪在地上不断地哀求一个男人，可男人一直在踢女人，让她滚开；而在电影中，福贵也正在责骂家珍。皮影戏和现实是呼应的。张艺谋用皮影戏象征着福贵的现实生活，给了我们暗示。导演用皮影戏表现现实人生，增强了观众“人生如戏”的感受，不但增添了观众视觉的享受，更把电影的主题推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福贵的命运就像一场戏剧：从富裕家庭的公子哥一下子变成了身无分文的穷人，福贵的家人从团圆到分开又团聚，又从团聚到亲人不断地死去。在将近四十年的生活中福贵从来没有主宰过自己的生活。张艺谋用皮影戏这个隐喻，间接地向我们揭示了一种生存状态，福贵一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被社会操纵的草民，政治的风云变化就像牵引皮影的手，左右着无数家庭的痛苦与欢乐。每个家庭、个人的生与死，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皮影而已，只能被动地受外界的控制而没有反抗的能力，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顽强地活着。 　　除了皮影戏的加入，电影对小说也进行了一些其他的改编，对原著中人物命运的改编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减少死亡，让更多的人物活着；另外一个方面是对有庆和风霞的死亡原因和死亡背景的改变。小说对有庆的死、风霞的死的描述，是作为纯粹的偶然事件来表述的，而电影对偶然事故似乎不太感兴趣，它所描写的他们的死都是和社会背景有关联的。这里将其分成两个阶段来详细叙述。 　　 　　二 　　 　　1．大跃进时期 　　小说比较注重生产场景的描写，而电影则将其作为背景来处理，而更加凸显对生活场面的描绘。小说中死亡的气氛一直是笼罩在读者的心头，我们不知道下一个死的是谁，在这种忧虑的气氛中读者感到非常压抑。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家珍的病情一天天地恶化，作者不断地向我们传递着死亡的信息；而在电影中虽然仍是沉闷和阴郁的气氛，但在这灰色的气氛中还是有一些欢乐明亮的色彩。家珍的病没有被明显地强调过。“大锅饭”和自然灾害造成的生活的艰辛，特别是饥馑的场面也被导演删掉，代替这些痛苦场面的是喜剧化的表现。场景一：有庆要报复欺负姐姐凤霞的小孩儿，在公社大食堂吃饭的时候将拌满辣椒的面条一声不响地倒在那个小孩的头上；场景二：福贵为大炼钢铁的人们表演皮影戏，有庆和家珍两个人商量如何算计福贵，把掺了很多辣椒的一碗醋让他喝了，使福贵唱不成戏。影片中人物开怀大笑，再加上欢快的音乐，使电影一下子变得轻松欢快起来。在这些方面的处理上张艺谋导演有自己的想法：在有庆闯了祸之后，那个小孩的父亲很不高兴，很生气地抓住有庆，并且责备家珍和福贵不会教育孩子，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