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碉楼：一个时代的侨乡历史文化缩影 　　 [摘 要]本文通过对中山和开平碉楼之比较分析，认为中山碉楼具有分布集中、格局合理、结构简单、形式多样、中西合璧、文化多元、小巧玲珑、朴素实用的特点。碉楼既是一种建筑文化，也是一个地区历史与文化的载体。中山碉楼既有承袭中原文化，吸纳邻近地域文化和海外文化的痕迹，又有保持本土文化特点的品质。它集中地折射出中山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积淀着中山的文化思想和民俗风情。 　　 [关键词]中山 碉楼 碉楼文化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5-0150-06 　　 　　中国碉楼产生的年代，上溯当追汉唐。① 西方的碉楼亦可回望到10世纪至12世纪欧洲教堂兴建的塔楼。② 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碉楼集中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侨乡，则是在20世纪20-30年代。特别是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五邑（新会、开平、恩平、台山、鹤山）和中山县（中山、珠海、澳门）等著名的侨乡，其碉楼的数量、规模、结构、功能、风格、特征等，在国内几乎没有任何地区可以与之媲美。 　　侨乡的碉楼和碉楼文化，因时势变迁而成历史，但其价值和意义却在历史与文化的积淀中渐渐凸显出来。近年来，一些热心于侨史和侨乡文化的专家学者，开始了碉楼文化研究之旅，③ 而五邑中的开平碉楼和碉楼文化，更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评审人员的视野。但遗憾的是，同样曾经拥有数以千计碉楼的中山市，其丰富的碉楼文化资源，不仅没有受到社会各界应有的关注，相反，今日硕果仅存的几百座碉楼在现代化的浪潮冲击之下，时刻都有被破坏和被毁灭的危险。 　　从总体上看，中山碉楼在数量、规模、结构、功能、建筑风格和建筑艺术等方面虽然没有五邑碉楼那样集中和突出，但它同样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历史、科学及艺术价值。像五邑侨乡碉楼文化那样，中山碉楼也是侨乡历史的一种记忆，是华侨历史文化的一朵奇葩。如今，历史尘埃已经落定，散布在都市和乡村中的碉楼，经历了动荡年代的风风雨雨后，依然丰姿绰约，楚楚动人。在当今城市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的浪潮中，侨乡中山、珠海等地的碉楼所蕴涵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更加凸显出来。 　　 　　一、历史与现状：中山碉楼文化的生态分析 　　 　　中山地区何时出现碉楼，目前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大规模高密度地兴建碉楼，是在清末民国年间。 　　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地区受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和华侨汇款等因素的刺激，商品经济较前代又有了新的发展，中外贸易也比过去显得更加活跃。尤其是宁阳铁路（又称新宁铁路）的落成和香洲商埠的建立，给五邑和香山地区（今天的中山、珠海、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活力。当时就有外国人预言：“至宁阳铁路已观阙成，香洲开埠亦日起有功，就此二事观之，耽该处人力资财诸臻丰备，能善用之，将来成效卓著商务自必流通矣。”[1] （P110） 1909年香洲商埠开幕之后，亦如宁阳铁路落成一样，对珠江三角洲的香山等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工商业受外贸的刺激和侨汇的支持，有了新的起色；另一方面，侨乡侨眷富裕的经济生活，也招来了不少盗匪。而当时政治腐败，官匪勾结，更加助长了盗匪嚣张的气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因而不保。 　　中山地处珠三角的南端，毗邻港澳，北连顺德、番禺、广州，古代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中外贸易十分频繁。① 清末民初的中山地处中国封建王朝政治统治的边缘，王权统治和社会控制相对减弱，地方豪强和盗匪因此横行乡里。历代香山县志都有不少关于盗匪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记录。② 在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山的盗匪危害地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记录更是屡见不鲜。《拱北关十年报告》中就有大量的记述。《宣统三年（1911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说：“当夫未靖之际，治人既往，治法潜消，警察暂失秩序，不法之徒难免狡焉思逞，陆路则恐掳拐攘夺，以致多数银款权停交易，转汇港澳，以保平安。复有眷属多人，抛离家乡，暂托外人宇下。各商亦停办新货趸家，即有折阅，亦欲将货脱手。海面则群盗批猖，民船生意大受牵累。”[1] （P124） 到了1915年，中山地区仍然是“海盗批猖，终岁如故，民船多遭劫掠。海外华侨回粤，被掳者数见不鲜。虽政府派委兵舰多艘，四出截缉，而盗匪仍悍然不顾。”[1] （P139） “附近地方，被其侵扰者，则有新会之烂大船，香山之三灶，与广福沙及崖门一带乡落。下四府亦有多处城镇，俱受其害。勒索行水，视船之大小，分别收取，始免攻击。更有无数商民，被掳待赎。……其时内地情形，仍无甚振作。所有丰收之田禾，亦为盗贼掠夺烧毁。田畴之远融在舍者，罹祸弥烈，因农人畏惧掳勒，不敢前往收割地。”[1] （P145） 1923年至1924年，在内河活动的盗匪十分猖獗，港、澳的沿岸及邻近水域也受其威胁，如“竹洲头附近地区乃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