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歌曲：自在的生存图景.docVIP

网络歌曲：自在的生存图景 　　顶着网络这一块时髦的招牌，从2004年底开始，网络歌曲似乎一夜之间在中国的大小城市传唱开来，满街的“老鼠爱大米”、“蝴蝶翩翩飞”，连小孩也有模有样地唱着“别说你的眼泪我无所谓”。对于极尽炒作推销之能事的唱片公司和经纪人来说，他们或许没有想到，他们梦寐以求的流行竟然被网络歌曲在那样不经意的氛围中悄悄地实现了。商人的商业思维是敏锐的，他们很快把“潜水”的网络歌手搜罗门下，重新设计包装，以期借势造势，获取源源不断的商业利益。且不论企业与网络歌手的利益共谋究竟前景如何，但网络歌曲无疑已在改革开放后的流行歌曲史上留下了标识。 　　回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每一次流行歌曲潮，无不折射着社会文化心态的变迁。先是以邓丽君为代表的缠绵的港台情歌，对于习惯了革命歌曲、语录歌曲的大陆百姓来说，这是一次彻底的思维转换，但与其说是歌声征服了人们，倒不如说是人们长期以来埋藏在内心的个人情感的全面爆发。接下来是明星偶像们的次第登场，在个性鲜明、包装靓丽的歌星周围很快聚集起了数量惊人的“追星族”。“追星族”的主体是大中学生，他们把崇拜的眼光由英雄转向了歌手，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转向在这一代人身上相当明显。90年代初，有两股看起来风格完全相反的流行歌潮，一是粗犷近于狂躁的摇滚歌曲，一是忧郁感伤沉浸于回忆的校园歌曲。联系起市场经济热潮涌动、理想主义飘摇的时代背景，我们似乎可以理解，无论是宣泄或者躲噬，其实都表现出一种不能自己的茫然情绪。 　　新世纪的流行歌坛失去了明晰的风向标，尽管歌手有如过江之鲫，绯闻铺天盖地，但音乐台和KTV歌厅的排行榜次序却变动迅速。形象包装、电子音乐技巧、市场炒作遮蔽了歌唱本身，视觉、听觉等感官形式元素的拼贴似乎印证着后现代社会的消费心态。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歌曲竟然扛起了流行的大旗，其原因是颇值得体味的。 　　首先，从生产过程来看，网络歌曲实现了从工业生产到游戏生产的转换。现代流行音乐大多是从一个严整的工业化流程生产出来，从歌手的遴选、形象定位与推广，到量身定做的词曲，再到录音棚里的精心制作，最后是大批量的复制与市场营销，每一环节都有整个企业团队的协作努力。因此，走上前台的歌手实际上只是一个产品符号，代言的是企业的商业利益。 　　对于大多数普通公众而言，网络的出现与大规模普及为他们降低了参与的门槛。只需要一台连通宽带的电脑、一只麦克风、一个录音编辑软件，人们就可以自由地将自己的歌曲传送到bbs或者音乐网站上去。由于这种生产不以商业利益为目的，而以自我表达为旨归，因此人们不需要太考虑歌曲本身的精致与否、前景如何，他们获得的是一种感情释放以及有可能为他人所分享的愉悦。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歌曲的创作更近乎于游戏式的创作，仿佛回归到了山野路边百姓们自由的吟唱，只不过把歌台从现实搬到了虚拟世界。 　　其次，从表现内容来看，网络歌曲出现了一种返朴归真的趋势。以最近广为流行的几首网络歌曲为例，其伴奏旋律都相当地单纯舒缓，音域都控制在一个半八度以内，简单的节奏复沓替代了复杂的曲式结构。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网络歌曲的旋律与歌词内容是相契合的。再来看歌词内容，一是卡通化，老鼠啊，猪啊，蝴蝶啊，都象模象样地在歌词里被反复咏叹，卡通化看似是儿童视角的呈现，但儿童视角没有传统价值体系的束缚，在诠释事物时常有出奇的新意，往往包含了对既有价值象征体系的解构，比如老鼠爱大米、狼爱上羊可以是执着爱情的比喻，猪的形象由懒惰跃升为可爱，而《梁祝》定型的悲剧蝴蝶形象则被涂上了一层轻喜剧色彩。二是直白化，难以言传的经验感受让位于清楚的有话直说，歌词的诗化、散文化被彻底的通俗化替代，比如流行于校园的《大学自习室》通篇就是快节奏的直观叙述，《我爱睡觉》干脆直接把少年的美好梦境具象化地搬上来。三是戏拟化，相当多的网络歌曲直接翻唱于现实歌曲，但这种翻唱往往赋予了原唱所没有的个性色彩。比如周杰伦原唱的《双截棍》，被翻唱成重庆、济南、天津、河北、武汉、陕西、长沙等各地方言版，歌词更加通俗，演唱更加谐噱。 　　其三，从传播方式来看，网络歌曲的传播更多地表现为受众主动选择。传统流行音乐的传播主要靠企业的宣传策划与推广营销，通过新闻发布会、媒体热炒、巡回演唱会、唱碟售卖等形式，公众往往在没有预期的情况下被动地被卷入流行潮。因此看似大众充分参与的传播，实质上只是商业“小众”策划的单向传播幻象；而网络歌曲的脱颖而出，则要靠网络上的大众口耳相传，如网络歌手东来东往所说：“网络是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江湖，现实中你不是歌手，但在网上谁都可以创作谁都可以唱歌，而且还会有大批听众为你评判。”网络歌曲的选择及流行实际上是一种民间自发的行为，表现为点对点的平等传播方式，一首歌曲如果能较好地契合受众心理与需求，则将很快以几何级数的增长造成流行。 　　不过我们也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