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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利益平衡 　　信息社会对著作权的限制和例外带来了新的挑战，但是更给著作权的实现提供了保障的手段。从而，著作权人有可能不再依靠法律，而由著作权人自己捍卫其权利空间。由此产生了网络环境下的利益失衡：著作权人的权利越来越物权化；权利限制和例外几乎成为一纸空文。各国的立法者都在新一轮的网络立法中注意重新实现著作权人和使用者、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 　　那么，我国最近颁布实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否实现了这一利益平衡？在此过程中，它又有哪些成功和缺憾？ 　　 　　限制与例外 　　 　　在网络环境下实现著作权的利益平衡，必然要受到标准合同和技术措施保护的制约。因此，实现这一平衡的关键在于：法律在保护网络著作权及技术措施的同时，不但必须要为著作权设定限制和例外，而且需要保证使用者能够从法律规定的限制和例外中获益。后者则是更为根本和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先分析《条例》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限制和例外，然后考查这些限制和例外在现实中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如何。 　　《条例》的立法者显然注意到了需要为网络著作权规定限制和例外。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而言，哪些是“可接受的”和“适宜的”限制和例外呢？《条例》规定了多种不同形式的限制和例外。第六条明确列举了八种合理使用行为：为介绍评论目的引用（第一项）；为报道时事新闻再现或引用（第二项）；为学校课堂教学或科学研究而提供（第三项）；为执行公务而提供（第四项）；将中国作者的汉语言文字作品翻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向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提供（第五项）；以盲人能够感知的独特方式向盲人提供（第六项）；向公众提供已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时事性文章（第七项）或者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第八项）等。这八种合理使用行为都源于《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的合理使用行为，根据该行为在网络环境的不同特点加以改造而成。这些合理使用行为在网络环境下也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条例》第七条还规定了另外一种具有合理使用性质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例外――图书馆等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 　　 　　法定许可与默示许可 　　 　　此外，《条例》第八条规定了为通过信息网络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或者国家教育规划的法定许可。这个规定源于《著作权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根据该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或者国家教育规划，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已经发表作品的片断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制作课件，由制作课件或者依法取得课件的远程教育机构通过信息网络向注册学生提供，但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当然，在通过信息网络向注册学生提供课件时，应该采取技术措施防止注册学生之外的其他人获得作品。该条有助于教育机构以远程教育的方式帮助边远地区的学生获得优良的教育，使得这些学生也能够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和好处。 　　《条例》第九条规定了一种颇具特色的约束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使的制度――默示许可使用。第九条正是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在网络服务提供者做出公告的前提下，把著作权人没有表示异议视为同意使用作品的意思表示。这种规定没有剥夺著作权人的控制权，只是对著作权人的控制权在特定情况下施加了限制，同时保证了著作权人获得报酬的权利。这种制度可以大大减少网络环境下使用作品的交易成本，促进作品在网络环境下的使用和传播。 　　可以看出，《条例》在试图实现网络著作权的利益平衡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为信息网络传播权设置了诸多限制和例外。《条例》不仅在有些地方借鉴了外国成功的立法例，而且在有些方面还有创新。尽管如此，如果相关主体无法实施这些限制和例外，受益人无法从这些限制和例外中获益，著作权的利益平衡在网络环境下就不能实现。接下来我们要考查的问题是这些限制和例外的可利用程度。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人可以利用两种方式来防止限制和例外的实现：标准合同和技术措施。 　　许多著作权人利用其技术和地位优势，在大量市场交易中使用格式合同，强迫买方接受格式合同中的条款。这些条款中有许多规定与著作权法规定的权利限制和例外相悖。通过格式合同，著作权人可以成功地规避著作权法对著作权权利限制和例外的规定，扩展著作权的范围。通过这种方式达成的格式合同会影响到大量的使用者，进而对著作权法所追求的著作权人、使用者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造成威胁。这里隐含着“私人立法”与国家公共政策之间的冲突。《条例》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呢？《条例》第10条提供了部分答案。它可以防止作者通过事先声明的方式规避《条例》规定的上述限制和例外，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这些限制和例外的实现。但是，这种解决方式是有缺陷的。如果著作权人不通过事先声明的方式，而是通过合同的方式规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