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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骗的社会逻辑 　　保罗?埃克曼是研究说谎的专家，曾在加州大学医学院任心理学教授。他的研究对象涵盖新几内亚部族、间谍、连环杀人犯、精神病患者等。埃克曼长达四十年致力于研究人类的面部表情、情绪表达和人际欺骗。虽然埃克曼是“识破谎言的专家”，他总结出了许多辨别谎言的线索和方法，与这些实用策略相对，是了解行骗在社会层面上的逻辑与后果。 　　社会生物学倾向于认为，行骗蕴含着物种繁衍和生存的“合理性”，是进化选择的结果。在现实社会中，“骗”总与一定的利益有关，或是经济上的，或对于个人具有社会的意义，像那些对病人隐瞒真实病情的“善意的谎言”就属于后者。埃克曼对谎言的定义直截了当：谎言是一种“存心误导别人的有意行为，事先未透露其目的，并且对方也没有明确要求被误导”。这样看来，“骗”也可以说是一种扩展了的舞台艺术和表演――明知故犯地误导，传达不实信息，最终让对方“信以为真”。一个社会中，行骗的泛滥与社会信任的瓦解互为因果，互相影响作用。学者们常常感叹于历史上的政治斗争和运动肢解、离间了人际间的互信，造成了当前社会信任稀薄的现状。除了政治方面的因素，当代经济物质增长中出现的新因素，也诱导了行骗的盛行。人们的合作越来越难，社会不得不发展出大量的手段和工具来确保契约的维护、合作的进行，而个体也在处处小心提防的沉重心理压力下饱受焦虑的折磨。 　　在这样一个低度信任的社会中，一个悖论却产生了。低度信任的社会导致的结果应该是人们互不相信，在这种风声鹤唳般高度戒备的状态下，行骗成功的几率会降低，而有限的获利机会会使行骗行为的数量缩减。然而，日常经验却很清晰地告诉我们，行骗在当今社会中大行其道，并且屡屡得手。媒体开辟出专门的节目报道、揭露各种骗局，但是上当的人依旧前赴后继。骗子们几乎动用了一切可以使用的通讯工具――手机短信、电话、邮件等，民众还来不及考虑自己的私人信息何时被泄漏时，很快又被中奖的诱惑“撞昏”了头脑――眼前，房子、汽车、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大奖”闪烁着炫目的光芒。面对行骗者，大众的信任感莫名地提高了。是什么样的社会逻辑导致了“在低信任度的社会中，人们更加相信骗子”这样一个荒唐的结果? 　　低度信任感的社会无疑会造成人们的合作困难。人们吝啬于将个人的信任交给合作者――那些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利益分享者往往是事业开拓的关键，但他们得到的信任却相对较少。相反，人们似乎愿意更大方地将自己的信任挥霍给那些随机概率性的事件。比如“中奖”。行骗的社会逻辑就在此展开。这也正是在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为何行骗能够成风的原因。“中奖”的诱惑力在于两点：一是不劳而获。大奖都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贪图安逸与享乐的基因将这种侥幸的心理无限膨胀。另一点是由于概率性事件对于个体而言是公平的。例如自然状态下的抽奖不会因个体的收入、性别、权力等有所偏向。如果社会流动中的其他渠道都被“不公平”的方式占据着，“中奖”在民众心里反而却成为了“最公平”的手段，这就增加了行骗者以“中奖”的方式获得民众信任的可能。面对突然而至的“大奖”，普通的民众在一阵欣喜之后却以最坦然的方式去接受，以为自己“命中注定”拥有这样的好运，这是文化基因留在一个民族血液里的信条。 　　也有人说，那些骗人的谎话三岁的小孩都能够分辨。但是，这些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在巨额奖金的诱惑下，难道心智暂时性地萎缩到三岁小孩以下的水平了吗?对于“运气”的迷恋和“好运”带来的大奖，已经将个体正常状态下的理性思考逼到无以容身之地，“上钩者”就像中了骗子的“催眠术”一般俯首帖耳。这样也就呈现出了那个有违常理的后果――人们对周围的人甚至合作者维持着低信任度，却“一反常态”地更加信任行骗者，因为后者给出了一个“不劳而获”的空头支票。对于受骗者来说，这是行骗得逞的社会逻辑。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正常的向上流动的社会渠道如果被阻塞，人们过度地信任、依赖那些非常态、投机的手段，可以说这个社会肌体就开始病态化了。 　　行骗者在编织谎言的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追加行骗成本的过程。行骗的成本既包括心理成本，也有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这些成本的多寡和变动情况也反映着行骗的社会逻辑。人的内心深处，有一尊高高在上的道德神明，有些人把他供奉起来，去敬畏他；有些人把他打碎，不屑一顾。个人的道德水准，个人所秉持的是非明辨就是行骗的心理标尺。如果这个心理标尺高，行骗的心理成本就大，更有可能因行骗产生内心的焦虑和自责。在这样的情况下，行骗会受到道德心理上的制约。如果一个社会在对那些美好的传统道德叛逆的激流下，在失去信仰和先进科学技术营造的无所不能的自负心理下，人们缺乏对这个道德神明的敬畏感，行骗也就谈不上会造成什么心理不安，就变得轻而易举。对于行骗者而言，行骗的社会逻辑正在于此。 　　我们都知道，编造第一个谎言后，往往不得不说更多的谎话去圆第一个谎，就像步入了沼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