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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演迁研究的学术反思 　　[摘要]近30年来，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演迁问题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的转变，随之而来的争论是中国近代社会演迁的动力与机制是否来源于传统时代向近代的转移?在社会演迁过程中官方与民间各自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是官方主导还是民间主导?传统社会形成的地域性在近代社会演迁中是否仍起作用?对近年来关于上述问题研究的简述与反思必将有助于研究的深化。 　　[关键词]中国近代　社会演迁　学术回顾　反思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1－0107－07 　　 　　中国传统社会如何逐渐转变成近代社会的问题，始终是中外中国史学者关注的焦点。上世纪70年代末以前，史学界还是以中国如何在回应西方的冲击中产生结构性转变为提问方式，或以传统与近代的二元对立模式来解释近代转型。但改革开放后，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演迁问题的思考出现了较大的转型。 　　 　　一、西方话语曾长期主导中国近代社会演迁思维范式的转换，但近年来对此的反思以及“学术本土化”的追求渐成气候 　　 　　自柯文(Paul A.Cohen)系统地阐述“中国中心观”以后，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本土脉络已经有所关注，开始寻求一种用以描述中国本土景象的“内部取向”的可靠范式。到了20世纪90年代，哈贝马斯“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概念和理论，开始被美国中国史研究者借用来探讨中国近世社会。他们试图从国家和社会在“公共领域”的互动来描述晚明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国家一社会二分框架的导入，引起国内学界地方史个案研究的潮流。这些“内部取向”的研究对于转变国内传统的宏大叙事史学风格有很大的帮助，也引起我们在具体的研究中逐渐改变对历史问题的提问方式。 　　美国中国学界最早开始运用“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研究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中较早的有萧邦齐(R.Keith Sehoppa)关于20世纪早期浙江精英与政治发展的研究，玛丽，兰金(Mary B.Rankin)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浙江士大夫与政治变迁的探讨，罗威廉(William T.Rowe)对19世纪晚期汉口的商业和商人团体、冲突与城市共同体的研究等等。然而这些研究无一例外地试图说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脉络与西方市民社会一样，故而强调地方社会空间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以及地方精英与国家制衡的能动作用，认为社会力量与国家在公共领域里进行对抗和冲突，因而这种理论的移植曾受到普遍的质疑，引起了广泛的讨论。1992年5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特别为此举办了研讨会，《近代中国》(Modern China]期刊在翌年春季号发表了讨论会上的主要论文。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学者如魏斐德(Frederic Jr.Wakeman)、黄宗智(Philip C.C.Huang)等人认为，近代中国有其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发展特点，并不存在类似于西方那样的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因而用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来分析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不恰当的。黄宗智提出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第三领域”(the third realm)，代替公共空间以避免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相混淆。 　　一些学者在具体的研究中反思这种学术发展趋势，逐渐意识到对于“国家”、“社会”、“公共领域”、“第三领域”概念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方便了我们的表述，并未促进对于历史真实的了解，而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分界线的追寻更是如此。夫马进在善会善堂史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实际上是对这种学术发展思路的回应。他的研究表明，从明末到清末期间，事实上在善会、善堂事业广泛开展的过程中，国家的影响也在增加，他把这一现象称之为“社会与国家的混淆”。大多数回顾“国家一社会”分析框架和“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史领域应用的评述忽视了夫马进这一研究的贡献。甚至有人认为其研究借鉴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近代公共性的概念。杨念群也认为不必在“国家”、“社会”之间做出一个清晰明确的边界划分，因为国家与社会的对峙本来是一个非常西方化的提法，西方社会学领域通用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概念移植到中国之后，在解释中国社会转型时遇到了困难，正是因为这些概念在西方已经被清晰地界定为一个具体的场域，也就是通过咖啡馆、出版物、社团等形成的所谓“中产阶级”，而这个场域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即使能发现某些表象，也是移植而不是自发形成的，完全不同于中国本土的自治方式，所以我们应该注重一些经过严格界定和验证的“中层”概念。王日根在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共域”和“自域”的概念和分析方法，体现出对于理论本土化的追求。他提出在中国传统社会管理中，有官民均可发挥作用的管理领域，如赋税的摊征、水利活动的开展、教育事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