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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歌”之生成背景与发展脉络考 　　摘要:佛教在中国发展历史上出现过多种宣讲教义的方式,从早期宗教性的“宣导”,到繁盛期兼具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变文”,及其进一步世俗化的“宝卷”。有较多人认为随着明清时期“宝卷”盛行时期的过去,它在民间已销声匿迹了。但通过笔者的考察,宗教信仰的巨大精神力量使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只是形式改变了,面目隐晦了。本文以目前河南省各地广泛存在的“经歌”表演为切入点,以“经歌”的生成背景与发展脉络为研究对象,从中探寻佛教历史上曾经繁盛的“变文”、“宝卷”的流变方向,展示中国宗教民众化、生活化的本质特点。 　　关键词:经歌;生成背景;发展脉络 　　 　　“宗教情感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情感,任何社会都会有宗教需求(至少在到目前为止的科学和社会发展水平上是这样),中国社会也不例外。”[1]毋庸讳言,宗教信仰在中国有着极其鲜明、独特的特点,即没有组织严明的宗教团体,没有明确、统一的宗教教义,也没有身份明确的宗教信徒。但这一切都无碍于宗教信仰在中国社会的存在,恰恰相反,它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宗教信仰被高度融入到民众的社会生活之中,与世俗生活相互浸润,相互渗透,以至水乳交融在一起。这不仅体现在本土宗教――“道教”信仰之中,而且也反映在成熟宗教形式――佛教信仰之上。有些学者将这种宗教形式称为“民俗宗教”,[2]它的特点集中体现在:“生活在宗教的逻辑中进行,而宗教则在生活的脉络里展开。”[3] 　　本文以目前河南省各地广泛存在的“经歌”表演为切入点,以“经歌”的生成背景与发展脉络为研究对象,从中探寻佛教历史上曾经繁盛的“变文”、“宝卷”的流变方向,展示中国宗教民众化、生活化的本质特点。 　　(一)“经歌”存在背景考释 　　佛教是两汉之际传入我国的,并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得到了地位上的确立与空前的发展。这期间的多位统治者都是佛教的忠实信徒。例如“《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卷》载:‘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及神元(力微)与魏、晋通聘,文帝(沙漠汗)久在洛阳,昭成(什翼犍)又至襄国,乃备究南夏佛法之事。’”[4]而到了“北魏后期,都城洛阳‘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佛教盛况空前”。[5]而“唐宪宗李纯在中唐君主中颇有作为,然在崇佛上却一仍前朝旧贯……特别是元和十三年(818年)十二月奉迎岐州凤翔(今陕西凤翔县)法门寺佛骨入朝供养,引起长安一次佞佛狂潮。”[6]且不论他们究竟是出于封建统治的需要,还是个人修身养性的追求,这都直接或间接地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空间。 　　上述的现象使佛教的影响力在统治者的宣扬与宠信之下得到迅速的传播与深入,“上行下效”的历史必然使得佛教在民间扎下了深深的根基。此外,统治者对于佛教的支持还体现在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例如“在唐均田制中,规定僧、尼授田:僧三十亩、尼二十亩。虽然数量远小于丁男,但由于不服课役,又聚居在寺院中,从而给寺院大量占田、影庇劳力开了门径。到唐高宗时,寺院占田,影庇逃户已渐成社会问题。”[7]在生产力并不高,且科技水平发展缓慢的古代,要想通过提高技术以维持基本生活也还是一个遥远且美好的梦。那么,上述的“优惠政策”无疑也是众多贫民百姓信仰佛教,削发为僧的重要因由。 　　上述种种事实已充分说明,佛教自两汉之间传入我国,经由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多位统治者的推崇,已经形成了数量庞大的信仰场所――庙宇和拥有人数众多的信徒。佛教已在中原奠定了坚实的民众信仰基础。但大兴佛教对于各朝代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也逐渐被一些统治者所觉察,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例如,在中国历史上有四次著名的灭佛事件,即“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和“唐武宗灭佛”和“后周世宗灭佛”,史称“三武一宗”[8]以北周武帝为例,“周武帝于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结果,四万多所寺庙赐给王公作宅第,一切经像尽毁于火;寺院财产,簿录入官;寺院奴婢,全部释放;近300万僧尼都全部勒令还俗。” 　　此外,由于宋明“理学”的出现和儒家伦理纲常的“受宠”,宋元以降,佛教渐渐失去了它在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但由于佛教所宣扬的“人生转世”、“业报轮回”和“因果报应”和“解脱涅??”等有关应对与处理人生苦难的理论极其符合普通百姓的精神需求,再加上佛教通过若干朝代已在中国形成的良好的“群众基础”,因此它越来越成为普通大众的精神慰藉良方,在群众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因此,寺庙和僧尼数量的减少并不能直接导致信仰的消失。民间信仰既已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