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电影的生产与传播.docVIP

“样板戏”电影的生产与传播 　　内容提要　“样板戏”电影的生产机制表现在：集中最优秀的创作人员；建立强大的“样板戏”电影工业体系；确立严苛的“样板戏”电影审查与监督制度。“文革”宣传机器利用多种媒介手段包括电影来控制传播渠道，强化信息灌输，从而控制思想、驯化心灵。 　　关键词　“样板戏”电影　生产　传播 　　“样板戏”的文本形式包括文学剧本、演出剧场、电影、电视等传播媒介，其中的电子文本“样板戏”电影是极为重要的载体。“文革”主流意识形态极其重视“样板戏”的政治宣传功能。报纸、杂志、电影、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将大量经过编码的信息和观点灌输给社会成员，从而对人们的政治倾向和情感态度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样板戏”的思想主题占据了“文革”时期整个社会的精神空间，它的传播方式控制了民众所有的文艺接受渠道。 　　“样板戏”何以成为“样板”?“样板”与其他文艺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样板戏”的始作俑者江青认为，“样板是尖端，是榜样，是方向。当然，也不能孤立地搞尖端，尖端总是在普及的基础上出现的、提高的，而且尖端也是要普及的。例如，我们的革命‘样板戏’，就要通过各种途径，主要是通过拍成电影普及到全国各个角落”。江青看到了“样板戏”的方向性旗帜地位，以及样板的典范与普及之间的关系。要实现江青提出的“还原舞台，高于舞台”，并且忠实地“复制”来达到“普及”的目的，较为可靠的方法是利用电影的传播手段。1970年8月，“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和“样板戏”电视纪录片《红灯记》首先在全国范围内放映，之后，“样板戏”电影成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电影的主流文本。 　　一、电影的传播优势 　　电影诞生之后之所以成为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与它的传播优势是分不开的。1964年出台的《文化部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认为：“电影艺术是最有群众性的一种艺术，也是最为普及的一种文化娱乐。一部优秀的影片，可以在短期内获得数千万来自各阶层、各个方面的观众，电影艺术创作必须从多方面满足广大群众的多种多样的需要。”社会受众对电影的强烈期待以及电影强大的宣传效果是电影获取意识形态主导权的重要条件。乔维特与欧唐纳在《宣传与说服》一书中认为：“在所有的大众媒介中，电影最能对阅听人从事情感性的诉求，和其余的大众文化相比，可以使人们更深层地认同银幕上的角色与行为，电影也能让阅听人欢笑、哭泣、歌唱、呼喊、兴奋与沉睡，简言之，它具有其他大众媒介难以达到的能力，唤起人们即时的情感反应。”回顾文艺作为宣传工具的演变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电影这种传媒手段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中就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左翼电影人通过对电影规范化的推动，以其新鲜生动的民族化电影语言以及充满时代性、生活化的故事情节吸引了大量的电影观众。对此，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1921－1949》中认为这些30年代共产党领导下的影片中“弥漫着一种不可抗拒的人道主义，它不仅深深地感动了观众，而且促使他们汲取政治信息，在一个为不平现象所折磨而没有正义的社会中，残余人性的内核，没有例外地总是体现在下层人民身上。”例如，《狂流》、《春蚕》、《压岁钱》、《上海二十四小时》、《渔光曲》、《马路天使》、《大路》、《八千里路云和月》等一系列的左翼经典电影“在传播革命必要性方面所作的工作，多于其他任何艺术体裁，电影作为能接触最多城市观众的普及媒介，证明了它是有效力的。无数的热血青年就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和《毕业歌》走向了抗日战争的前线，走向延安。剧团以及剧场成为集团活动的核心，有着无比的向心力。”“台上台下，绝对没有个人的影子，只是集团的灵魂，千万的人的理智与情感，都融化在一起，成为一个力量”，戏剧是“最直接，最具体，最有力的社会式教育”，是“组织大众最有力的艺术”。戏剧的“现场感”意味着表演现场的观众与演员之间可以及时情感互动，可以实现两者界限的模糊，缩小台上与台下的距离。电影的播放造就了政治宣传的剧场氛围与影像幻觉。宣传与艺术相结合，观看电影也成为了一种政治信仰的仪式。戏里戏外的互动，演员与观众集体的政治狂欢，形成了强大的宣传鼓动性。 　　二、“样板戏”电影的生产机制 　　1967年11月9日，江青谈到文艺普及问题的时候说：“革命的样板戏要普及，还是要通过电影，我对话剧最不满意，话剧顾名思义就是要讲话??，一口舞台腔，上海人艺，一口舞台腔，还是那些老家伙霸占着，最坏了!”“样板戏”电影的生产如何进行呢?其机制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国家主导，集中最优秀的创作人员。为了拍好“样板戏”，江青亲自选定演员、导演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她将一些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白专道路的黑干将”等著名艺术家、导演、摄影师、美术师“解放”出来，最著名的有导演成荫、谢铁骊、谢晋、桑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