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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日子”时代的大众阅读 　　我更倾向于认为阅读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人性或阅读心理对应于人们的阅读需要和阅读选择。说阅读倾向是时代文化的晴雨表一点也不过分。□当前中国大陆的“过日子”的哲学,必然催生“过日子”的图书的蔓延以及“过日子”的阅读的流行。生活观念与大众价值取向的变化引发了国民对于阅读对象的评价标准的改变。当人们用实用主义的观念与尺度来评价知识图书的作用时,务虚的人文书籍自然不敌务实的实用图书。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前不久公布了第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终于止住连续下滑趋势,2007年至2008年图书阅读率增长了0.1%。这是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自1999年以来首次停止下滑,开始回升(新华社天津2009年9月4日电)。 　　在一个所谓的读图不读书的时代,阅读率回升当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到阅读结构的不合理与不均衡。数据显示,目前国民读书已经变得越来越功利化,在实用―物质―身体色彩迅速增加的同时,审美―人文―精神的维度日益萎缩。这种阅读暂且称之为“功利性阅读”,其大意是指近些年越来越明显的实用性、工具化的阅读现象,它面向现实的生活而不是面向超越的生活,停留于身体表层而不深入灵魂,突出生命存在中的现实―物质―经济―技术维度,不超越向理想―精神―人文维度。 　　很多人认为,阅读率的回升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解决了生存必需的大众对精神和文化生活的追求愈加强烈。但是从阅读的这种实用化倾向看,人们虽然有了更多的闲暇和财力,买书的钱却大多花在职场指南、外语学习或其他技能考试、物质消费和身体保养、心理调节等方面,以应对生存压力,而不是花在陶冶精神境界、提高审美能力、强化人文素养等方面。因此,大量工具书以及教辅类、经管类、身体保养和心理自助(这类书属于身体保养的另一种)类图书成为出版和阅读的主流。由此我要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虽然人们的财力和闲暇的确提高了,有了从事精神性、超越性阅读的可能性,但是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变成现实性。在物质提高、生命延长的同时,人们不是转而关注精神和灵魂,而是更加关注物质和身体。有统计显示,现在我国“人文阅读”人口已远低于“功利阅读”人口,“博杂阅读”人口远低于“专指阅读”人口,“经典阅读”人口远低于“时新阅读”人口,“深阅读”人口远低于“浅阅读”人口。 　　 最突出的要数职场财商和养生保健类读物。前者从正在受宠的《浮沉》、《杜拉拉升职记》、《做单:成交的秘密》,到前几年风行的《细节决定成败》、《没有任何借口》等员工手册,乃至《谁动了我的奶酪》、《富爸爸,穷爸爸》、《水煮三国》等财经宝典,无论是以小说的形式传授人际技巧、升职发财之道,还是以寓言形式提供心灵鸡汤、商战法则,无不成了职场中人争购的“脑白金”。尤其《杜拉拉升职记》今年火爆书市,2007年至今已经出到第三部,不仅“坐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出现了电影、电视、话剧等不同版本。杜拉拉成为大众红人,聚焦点在于“升职”二字,而“升职”无疑抓住了这个时代的关键词。 　　养生保健类的图书也常见于各处地摊(这些地摊可谓书市晴雨表),如:《求医不如求己》、《不生病的智慧》。最近几年来,身体保养在生命存在中的重要性一直在提高。在一个消费主义时代,身体仿佛成为唯一真实的存在,而且已经从工具和手段翻身解放而为目的,有一个好身体的目的不是为了“上帝”、“革命”,而是为了身体的享受本身。这是一个身体的地位被空前抬高的时代,是一个禁欲主义和享乐主义同时并存的时代:前者表现为对于饮食等的空前苛刻的管理和控制,后者表现为把身体的享受视作生活的目的本身。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控制身体的目的不是什么非身体的目的,而恰恰是身体本身:最大程度地延长身体生命,享受身体的快乐。 　　或许有些人会认为,选择面向日常生活的实用类书籍或杂志,这是人“自然的”阅读倾向的体现,就像人自然倾向观看消遣娱乐的好莱坞大片一样。对此我不敢苟同。我更倾向于认为阅读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人性或阅读心理对应于人们的阅读需要和阅读选择。说阅读倾向是时代文化的晴雨表一点也不过分。 　　比如20世纪80年代,国民的阅读就没有今天的实用化倾向,相反,其超越性、精神性和人文性相当突出。当时中国社会各界,从知识分子到一般大众,保持了极高的政治热情与意识形态热情,他们对于政治理想与人生价值的重建的热情依然超过了对于物质改善、经济发展的热情,务实的、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与社会尚未流行,他们对于一篇反映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小说或报告文学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对于一项技术发明的兴趣。人文读物比之于实用的科技读物、生活读物更接近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与大众生活中心,更能激发大众的阅读激情。那个时代是人文科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