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研究的新视野文学研究的新开拓.docVIP

《史记》研究的新视野文学研究的新开拓 　　该书正是以文化为大背景，以“长安文化”为依托，从文学的纵深探讨研究《史记》的文学价值，开拓出《史记》研究更深的层面，从而使人们由《史记》反观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 　　 　　《史记》与中国文学 　　张新科著， 商务印书馆，2010 　　 　　《史记》作为第一部集中华文化之大成的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典籍，其思想意义、历史价值及文学成就始终为历代学人关注，史记学也与“诗经学”、“红学”一样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史记》的相关研究著作汗牛充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依托不同的学科背景，出版了一大批《史记》研究的新论著。近日，张新科教授所著《〈史记〉与中国文学》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从文化的视野，文学的纵深对《史记》的文学价值做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实为《史记》研究拓展了新的视野，为文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途径。 　　这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计划出版的系列研究著作中的一部，所谓长安文化，其历史上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下至“后长安时代”的中国文学，涵盖的文化现象远不局限于狭义的文学范畴，更延伸至戏曲、民俗、文化遗产等大文化领域。该书正是以文化为大背景，以“长安文化”为依托，从文学的纵深探讨研究《史记》的文学价值，开拓出《史记》研究更深的层面，从而使人们由《史记》反观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 　　《史记》作为长安文化的代表性著作，探讨其对中国文学的深广影响不仅利于明确《史记》乃至长安文学的历史地位，更能从新的角度反观中国文学。张新科教授突破了立足《史记》本体的传统研究方法，着重应用比较阐释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寻求与整个中国文学大背景的一种结合，由《史记》烛照中国文学，赋予《史记》研究更多大文化意味及现实意义，不仅回答《史记》如何，更深的意图还在于由《史记》反观中国文学如何，从而启发人们思索中国的大文化如何，并依此思路继续引申开去。因此，不仅为《史记》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更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种开创性尝试。 　　所谓“新视野”，在于著作本身突破了传统研究方法中对研究本体的孤立关注，而意图运用文化发生学的研究方法，在与其他相关范畴的比较阐释中，凸显本体的地位及价值。这突出体现于其所阐释的后两层面。首先，张先生选择将《史记》与四种文体进行比较，如果说由于《史记》自身与散文、小说的关系更近些，通过与这两者的比较，使读者更能确认《史记》在这两种文体发展史上的地位，那么，将《史记》与戏曲和辞赋加以对比，则更能给人一种前所未有的启迪。张先生从精神、素材、艺术三方面论述《史记》对古代戏曲的影响，丰富了前人之研究成果。更为可贵的是，张先生将《史记》与辞赋联系起来，通过大量实例、引论阐明《史记》与屈赋精神实质的共同之处。又通过阐明辞赋家贾谊对司马迁的影响及司马迁与司马相如赋作的相同点，进一步确立此命题。再次，在该书第三层面的探讨中，著者另辟蹊径，所确立的与《史记》相比较的范畴可谓独具匠心。众所周知，《史记》属于叙事文学范畴，然而著者却转换角度，思考其与抒情文学关系，先从本体出发，从《史记》本身所具有的四方面特征将其定义为“一部宏伟的史诗”，再将其与杜甫的诗史进行比较，得出其相似性，最后揭示《史记》对中国抒情文学的影响。同样的，《史记》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但其中包含的浪漫主义文学的成分也不容忽视，著者力避前一为学界普遍关注并大量论证的命题，从《史记》中的想象、心理描写、气氛渲染与艺术夸张、司马迁的“爱奇”倾向来探讨《史记》的浪漫主义色彩，并得出《史记》对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巨大影响。 　　所谓“开拓性”，在于全书的体例大略都从《史记》这一点说开去，依此对中国文学进行另类的诠释，也从而确定了《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此种由点及面，再由面至点的研究方法，富含辩证法的思想精义，将点与面相结合，不用孤立的本体论观点观照事物，既体现“点”的精深，又顾及“面”的宽广，不失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的探索与尝试。就本书而言，作者不仅在相关章节回顾了各文体的发生、发展历程，也点到其他文学范畴如中国古典悲剧的发展。此外，在《〈史记〉与辞赋》这一章，著者还简要介绍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评价，汉人对赋的评论等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重要内容。推而广之，对中国文学影响巨大的任何一部著作、一种文体或一位文学家等等都可以成为一“点”，由之说开去，都可建构不同的中国文学，例如，《诗经》与中国文学、李白与中国文学、《红楼梦》与中国文学等等。此类著作的创作必能勾勒出不同的中国文学图景，相对于被视为正统的文学史编写，定能体现不同的风貌。 　　此外，该书大量运用比较这一论证方法，从书名就体现出强烈的比较研究意味。除上文所述，在大的方面与文体、文学范畴的比较阐释之外，在细微处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探究《史记》对古典传记的贡献时，著者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