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案例分析：以《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播放为例.docVIP

国际传播案例分析：以《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播放为例传播二班 张峻豪 摘要：中国拍摄国家形象宣传片，并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和海外各大媒体播放，意味着一个国家正在重视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公关的工作。国家形象宣传片的制作、播放，也是建构主义在国家形象构建方面的体现。以对该事件的报道内容作为主要分析对象，从国际传播中霍尔以及莫利所完善的“编码—解码”模式为主要理论工具，对国内外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进行分析，浅析中国受众解读此事件所出现的“对抗立场”现象的原因。 关键词：国家形象宣传片；建构主义；霍尔；莫利；对抗立场 主要内容：随着中国国家硬实力的发展，中国政府对于国家软实力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强，2011年1月12日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篇制作完成，1月17日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首播。国内外主流媒体对此事件进行了很多报道。国家制作国家形象宣传片，并且在国外主流媒体展播，这实际也本应该是一个振奋人心的事件。虽然中国的媒体报道都是正面性的，宣扬中国的发展、进步，达到增强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的目的，这也是中国媒体进行编码的普遍立场和想要达到的预期期望。但是，中国受众却不是完完全全接受，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网民们有着自己的解读立场，并不完全认可和以积极的态度认为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国外播放这一极具意义的国际传播事件。 正文：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播放这一国际传播事件的背景。随着综合实力的日益增强，中国融入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深，对球政治、外交、金融等方面影响越来越大。而中国此前在塑造自身形象方面，无论是政府和民间都做得还不够。自以来，中国展示“”的工作开始加强,传播的过程即是一个“编码——解码”的过程,即从意义到符号,再从符号到意义的两次转换。但是如果传播过程是放在不同的语言系统进行,那么传、受双方的“编码——解码”过程就无法实现。身处不同语言系统的传、受双方必须通过“翻译官”这一中介才能完成传播过程,但正是由于中介者的存在,整个传播过程被延长为两个“编码——解码”子过程,即“(传播者)编码——解码(翻译)编码——(受传者)解码”。在第一个“编码——解码”子过程中,意义先被传播者编码,再被翻译解码；在第二个“编码——解码”子过程中,翻译将自己解码来形成的新意义重新进行编码,传播给受传者。这就是翻译中的“二度编码”理论。翻译者扮演了双重的角色,既是第一个传播过程的受传者,又是第二个传播过程的传播者。我查阅了中美几个主要媒体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片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展播的报道，调查了从事件发生日后的一周时间内（即从2011年1月17日至2011年1月23日）中美各大媒体对于此事的报道。 美国媒体： 我查看了《纽约时报》、《美国之音》这两家比较著名而有代表性的美国媒体。对于中国在纽约时代广场播放国家形象宣传片的报道，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看报道新闻的标题，没有出现完全赞扬等的词语，而是比较客观的直接述说中国在纽约时代广场播放了国家形象片这一事实。例如《美国之音》以“China’s Investments in US Are Growing”（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在增长。）就报道内容来看，这两家的报道，均没有明显地呈现主观立场，给受众传达的是本媒体仅是在实说事实。另外它们的报道的角度，是站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一事实上，就事实论事，引用中国在美国的投资的增长数据，来解释为什么中国会出钱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播放国家形象宣传片这一事件本身，即报道事实。而且在文中，大量引用数据说明事实，官方政府的发言和就此事件的态度诉说相对很少，基本没有。 《美国之音》“China’s National Image Promo”全文截图： 中方媒体： 中国媒体如报纸和网络在报道此事件就有很明显的偏向性，明显能够看出报道的倾向性，从文章中能明显地看到所呈现的主观立场。报道的方向基本一致，即我国实力发展，基本能看到宣扬民族骄傲、民族自信的势态。中方媒体的主观倾向性，在编码层次，就想向受众传达中国实力发展，在强国和世界上开始展露，也为中国在国际塑造良好的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而造势，争取赢得国内外舆论支持，也欲使“中国形象宣传片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播放”这一事件得到国人的肯定和支持，从而增强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增强社会凝聚力。 《新华网》报道标题中出现“亮相”，极具赞扬自豪的词语，而报道中，基本引用的都是观看者对于该宣传片的赞扬与肯定，以及强调观看者有“兴趣”。 报道文章中，从字里行间可以明显看到报道的主观倾向性。 但是正如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中所阐释的：编码——解码是传者和受众的互动，受众具有自己的评判标准。莫利也指出，霍尔的“制码/解码”取向的建立存在着：制码同一件事情的方式，不止一个；讯息潜在地解读方式,总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