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资讯传递模式与社会网络之研究-国立联合大学资讯与社会研究所.doc

家庭資訊傳遞模式與社會之研究：以苗栗為例 李威霆 國立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本旨在探討家庭資訊傳遞形態與社會資本結構的一般性變遷。國內外許多關於社會資本的研究證實家庭社會資本對於事業與學業的影響，且此種社會資本在以家庭或社群為核心的特定社會網絡中進行的這類研究多圍繞特定階級與性別甚少注意到社會網絡與族群發展動力之間的關連。，以資訊傳遞模式與社會網絡的形成做為族群研究的切入點，是的應用。本在國內外的研究基礎上，家庭資訊傳遞家庭成員的情感連結家庭凝聚力（family cohesion）社會資源網絡與成就影響，其結果對認同影響。，本釐清：⑴客家地區家庭價值觀與家庭核心成員網絡是否有關？⑵客家地區的家庭資訊傳遞模式對家庭連結方式與社會網絡有何影響？客家族群與非客家族群的家庭資訊傳遞模式社會網絡型態是否存在差異？家庭訊息傳遞模式、約束模式以及社會網絡的侷限，很可能是當前客家文化發展上的，也是客家文化復振關鍵。此一論題在研究中未被處理，實證研究，以開拓研究的新視野。 關鍵字：客家、社會資本前言：問題意識 　　本旨在探討客家地區的家庭資訊傳遞形態與社會資本結構的一般性變遷。但並非僅在家庭與社會構成的一般意義上具有基礎資料庫的意義，更重要的企圖在於探究：客家文化的弱勢根源，是否與家庭文化（資訊傳遞結構）及社會資本運用情況有關。有別於當前客家學界慣常以政治、經濟角度所提供的宏觀架構，本研究企圖家庭和人際網絡出發，以微觀角度嘗試提出一種解釋架構可能性。 　　研究者並不反對有關客家政治與經濟論述的解釋架構，但問題在於：政治經濟資源的分配與運用，在一複雜的社會化社會系統的及其結果。因此，即便客家的弱勢與其政經地位的弱勢有關，須釐清造成此種弱勢的根本原因。過去的客家運動領袖與社團菁英，常將客家族群的弱勢處境歸咎於國民政府的制度性壓迫（如國語運動），但1986年解嚴至今已1/4世紀，客家族群的相對弱勢地位是否有顯著改變？研究者認為：當前客家文化的「弱勢」非某種制度性的「社會排除」結果，而是源於社會資本在實際運用上的不利條件所導致的無效積累。就社會學的觀點而言，客家之弱勢固然有其族群政治與族群經濟上的解釋，但也可能與其他更重要的社會再生產因素有關。事實上，家庭訊息傳遞模式、約束模式以及社會網絡的侷限，很可能是當前客家社會資本與文化發展上的，是台灣客家文化復振運動關鍵。 　　有鑑於題在客家研究中，透過實證研究加以釐清國內外已有許多關於「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研究證實家庭社會資本對於事業與學業的影響，且此種社會資本總是在以家庭或社群為核心的特定社會網絡中進行的（Coleman, 1986, 1988; Bourdieu, 1980, 1985; 林南, 2001?; Burt, 1997, 2002?）。西方社會學科學界已發展出許多測量方式，但這類測量與實證研究多圍繞特定階級與性別；國內亦有部分學者曾假設社會網絡的形式可反映出不同的社會階級，惟甚少有研究者注意到社會網絡與族群發展動力之間的關連。以資訊傳遞模式與社會網絡的形成做為族群研究的切入點，是當代社會科學的最新應用趨勢，應可獲致相當有意義的研究成果。 　　本研究假定，家庭資訊傳遞傳遞模式與社會網絡之研究，基本上都屬於「社會資本」的延伸論題，因此應由「社會資本」的角度切入，漸次探討網絡形態與其中的資源分配方式，以釐清相關問題。以下是批判性的文獻回顧與反思。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論述觀點有著悠久的脈絡；包括Adam Smith1776）、Tocqueville1840）、Durkheim1893），甚至在亞里斯多德的著作中都能發現此一論題的原型（Halpern, 2008:4-5）。不同學科的分歧使這個概念的內涵與範圍確定。儘管圍繞著概念仍存在大量的爭論，但無論如何，作為一種可操作的概念工具，社會資本仍有其經驗分析與理論意義上的貢獻。問題或許釐清：「社會資本」概念的形成以及相關預設的限制何在？以及，這個概念的定義（或觀點）之爭是否可能危及相關研究的整合？弔詭的是，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很可能取決於彼此。根據Putnam的考證，最早提出「社會資本」的學者是Hanifan（1916），當時主要是用來指稱「那些影響人們大半日常生活的有形資產，即組成某一社會單位之個人與家庭之間彼此的善意、交情、共感、社會交際」（1920:78）。1980年代中期，概念逐漸被Bourdieu運用於社會階級的總資本分析中（Bourdieu, 1980; 1982; 1985）。稍後，Coleman將此一概念轉用在社會網絡中的行為研究上，並將社會資本視為人力資本的延伸性概念（Coleman, 1986;1988）。1990年代初期，這個概念開始被英美學者廣泛使用包括G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