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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介学视角下的《哈姆雷特》 黄乐乐 20130101015 汉语言文学（师范） 摘要：译介学属于比较文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创造性叛逆”是作为译介学引进的一个命题，是译介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对于文学作品的跨时空、跨地理接受具有重大意义。“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也是译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译介也有着重大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梁实秋《哈姆雷特》的中文译本与英文原本的对比剖析，达到对《哈姆雷特》的创作有一定的了解，从而对译介学进行较深入的阐释。从中了解译介学的相关概念以及产生“创造性叛逆”和“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的原因和达到的效果。 关键词：译介学 创造性叛逆 失落与变形 《哈姆雷特》 译介学是一门新兴学科，自从传入中国以后发展迅速。一直以来，我们在文学翻译本身的范畴内探讨翻译艺术，特别强调“信”和“忠 实”这两个标准，认为理想的译本是“既不要不及原文也不要超过原 文”。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翻译不仅仅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文字转换，而且由于译者的积极参与，使得任何译作都烙上了译者独特的 印记，很难达到与原作的毫无二致。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中一个核心的概念，是翻译中固有存在的现象。创造性叛逆揭示了翻译过程中原作进入译入语环境中所发生的一系列融合、碰撞和背叛现象。信息的失落与变形也是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对原文的改变与升华，以致达到更好的效果。下面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译介学、创造性叛逆、失落与变形以及它在《哈姆雷特》中的具体体现。 译介学简介 译介学是比较文学视野下迥异于语言研究的跨文化研究。可以说是对那种专注于语言转换层面的传统翻译研究的颠覆，是比较文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属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范畴。它是一种跨文化研究，具体研究原文在他种语言转换过程中出现的“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和“创造性叛逆”两个问题。 法国比较文学家梵·第根是最早关注比较文学里翻译研究问题 的学者之一。他在《比较???学论》的第七章“媒介”中，讨论了“译本和译者”问题，对如何研究译本和译者提出了富有启迪性的意见。他认为，译本研究有两个方面：一、将译文与原作比较，看是否有增删，以“看出译本所给与的原文之思想和作风的面貌，是逼真到什么程度，他所给与的 (故意的或非故意的) 作者的印象是什么”；二、将同一作品不同时代译本进行比较，以“逐代地研究趣味之变化，以及同一位作家对于各时代发生的影响之不同”。关于译者研究，他最早提出了应注意译本的序言，因为它提供了“关于每个译者的个人思想以及他所采用(或自以为采用) 的翻译体系”等“最可宝贵材料”。[1] 经过多年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由陈悼、孙景尧、谢天振三位教授共同主编的《比较文学》,将“译介学”设为独立的一章,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是作为影响研究下“媒介学”的一个分支。谢天振教授在“译介学”这一章中,阐述了翻译与译介学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明确指出了译介学与一般翻译研究的区别,对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作了比较深人的分析,探讨了翻译文学的归属以及翻译文学史 的撰写问题,并介绍了翻译研究在西方的最新进展。这一切都对我国译介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推动了我国译介学的进步。 二、“创造性叛逆”、“失落与变形” “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文学家埃斯卡皮于1961年在其《文学的关键问题—— “创造性叛逆”》中首次提出，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埃斯卡皮在自己的名著《文学社会学》中进一步提出: “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2] 谢天振先生是中国第一位引入“创造性叛逆”的人。他对这一概念解释到“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但是，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而言，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其实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3]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根本的特点是：它把原作引入了一个原作者原先所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并且改变了原作者原先赋予作品的形式。可见，一旦一部作品进入了跨越时代、跨越地理、 跨越民族、跨越语言的传播时，它就发生了创造性叛逆。 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是指在译介的过程中由于译者的个人原因以及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