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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克·巴尔与精神分析诗学 　　摘要：自精神分析诞生之日起，它就与广义上的诗学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两者均致力于探究心理装置之深层结构和该结构经符号表达之后呈现出来的样态。荷兰文论家米克Mieke Bal）对此颇有论述，本文梳理了巴尔对精神分析诗学几种结合模式的分析，也就是诗学切入拉康所言“真实”的几种路径 关键词：米克;拉康;精神分析;诗学 中图分类号：B84-0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6-0057-02 自精神分析诞生之日起，它就与广义上的诗学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两者均致力于探究心理装置之深层结构和该结构经符号表达之后呈现出来的样态。实际上，据肖姗娜Shoshana Felman）对书写与疯癫的研究，19世纪的作家们（福楼拜、巴尔扎克、内瓦尔等）已经在精神病学的主导话语下写作，他们以各自方式回应疯癫的袭击，书写“疯癫的传记” 19世纪的大师们虽然对精神病学多有浸染，但他们在写作中其实并没有质疑语言符号的统一性法则，他们对修辞仍采取一种“自然态度”，即认为符号的现成存在性是毫无疑问合法的。直到弗洛伊德对梦的研究以及无意识的发现，文学才第一次冲破规范性话语（语法、句法、连贯性）的束缚，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破坏性的符号潜能。弗洛伊德的工作为20世纪初欧洲超现实主义提供一个直接而有力的理论框架（凝缩、移置、自动书写、意识与无意识的交流），于是在对现实之为现实、符号之为符号的激烈怀疑中，无意识的创作路径迅速对诗和其他艺术形式提出新要求，自古典主义以来的途径浪漫主义的“表意―表象”的同一法则――元素所内含的意义与形象的先验一致性，受到了极大挑战并趋于崩解 20世纪后半叶，人们发展了弗洛伊德式批评方法，在对文学活动与无意识活动之间的转译与关联的大量挖掘中形成了著名的“精神分析文学批评”。弗洛伊德以及后来的拉康的理论框架被当成通达诗化活动之无意识的重要手段;通过分析修辞运作（隐喻与转喻），研究者似乎深入了那些拒绝直接被言说与定义的真实层面。此时精神分析与诗学能够一起宣称：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被符号化或毫无残余地说出，重要的不是陈述的表面，而是潜藏其下的巨大的无意识企图。精神分析与诗学的相互投射不再局限于当初弗洛伊德、布勒东、达利等先驱的临床与艺术实践，它已然扩展为一门独立的具有横贯性的创作与阐释的方法 研究者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反思精神分析产生独断的可能。精神分析在对文本产生巨大阐释力的同时，也很可能将文本的丰富内涵化约为单一知识框架的类比式印证与强化。此外，西方哲学界对弗洛伊德―拉康精神分析遗产的质疑从来不绝于耳，如德勒兹与瓜塔里在1972年出版的《反俄狄浦斯》一书中，提出“精神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这一概念，以对抗弗洛伊德与拉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与无意识欲望之缺失的理论预设。德勒兹与瓜塔里对欲望之生产性的阐释使得经典精神分析在某种意义上变得“不可能了”（Seem xviii）。如此背景下，再将压抑、升华等精神分析概念直接“运用”于文本的路径肯定难以通行，但精神分析的巨大遗产又呼唤研究者进入它所揭示的人类深层精神结构，并将此结构与诗以及艺术这样的创造性行为相连以趋近艺术之符号化的界限 正是在精神分析与广义诗学（文学理论、符号意指法则）的结合方式亟待重新思考的趋势下，当代荷兰文论家米克Mieke Bal）展开了对精神分析诗学（Psychopoetics）的一系列讨论。1984年，米克Poetics）组稿一次“精神分析诗学”专题，并撰写“精神分析诗学”一文作为导论，勾勒精神分析对当代诗学、符号学的可能切入路径。巴尔首先回顾了研究者对运用经典精神分析场景来阐释文本的诸多怀疑，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阐释实践中，精神分析似乎总是主动采取了分析师的位置，而文本则毫无例外地成为亟待分析的病人，于是精神分析文学批评（Psychocriticism）在初期无异于一门文本症状阐释学。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结合方式，实际上精神分析诗学因其符号学倾向与精神分析文学批评相差异――远不满足于成为精神分析在诗学（文学理论）中的一种无条件运用。首先，因为精神分析本身就是“不稳定且有疑问的”，而且精神分析诗学也不应成为精神分析的文学化变体，它乃是文学被精神分析“接通”之后的话语性反应，本质上属于“诗学”，它是“关于文学的一整套话语，被当作知识来使用，与精神分析形成一种信息的关系。”这种信息交流无疑是双向的，正如巴尔援引肖姗娜“并不是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因为“该信息并非是先天地可接受的东西，它也不是一种直接的主―客体关系”，精神分析作用于诗学之后完全有可能就诗学得出“歧向的陈述”（divergent statements） 由于诗学对精神分析的抗拒的可能（修改或拒绝它的前提，改写其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