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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师范教育与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成 　　摘要：从清末到民初，政府对师范教育采取大力扶持的公费政策，相当数量家境贫寒的优秀学子得以接受中等教育。其中，这批青年学生中的一部分成长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和骨干力量。浙江一师就是产生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较多的中等师范学校之一。不可否认，家庭背景是他们成长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因素，更为重要的是，经亨颐在浙江一师倡导“人格教育”，推行“与时俱进”的教育改革，在对个性精神和自主人格的张扬、爱国主义的激发、教育服务社会的倡导等方面，有力地促进了青年学生成长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关键词：民国初期；师范教育；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浙江一师 中图分类号：K261； G529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2016.05.0040 20世纪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知识分子有着紧密的联系。知识分子很多时候不仅仅是革命意识的传播者，而且往往是革命过程中的实际领导者、组织者和发动者。事实上，知识分子作为近代中国政治运动中最活跃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民国初期的师范教育作为培养知识分子的重要机构，是产生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温床。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早期领导人和骨干分子都曾毕业或就读于师范学校。比较著名的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湖南一师）和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浙江一师）是产生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较多的两所中等师范学校。湖南一师以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何叔衡、李维汉、夏曦、罗学瓒等为代表，浙江一师以俞秀松、施存统、叶天底、汪寿华、梁柏台、宣中华等为代表（见表1）。民国初期的师范教育为何易于产生倾向于共产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它对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生成的作用是什么？本文拟以浙江一师为个案，对上述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向贫寒青年打开求学的大门 尽管家庭背景与青年学生个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从事实上来看，贫寒家庭出身的学生更易于成长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美国学者叶文心在研究杭州不同类型学校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反应时认为，浙江一师的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要比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更为激进[1]。台湾学者吕芳上在研究上世纪20年代的学生运动时，也注意到师范学校的学潮多于普通中学[2]。他们都从师范学校与普通学校学生不同的家庭背景、职业前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解释为师范学校学生大多来自经济落后、风气闭塞的内地乡镇贫寒家庭，职业前景有限，对现状不满，因此在政治运动中比普通学校学生更为激进。叶文心和吕芳上的研究能够进一步说明为何师范学校能够易于产生倾向于共产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 浙江在古代是文化荟萃之邦，讲学兴学风盛之地，但是近代教育的发展却相对较为滞后。在浙江整个近代教育体系中，浙江一师因其良好的设施、优异的师资以及鲜明的办学宗旨，是浙江新式教育的重镇，且渐为浙江新思想的一个中心。浙江一师的前身是1906年创办的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由原来浙江贡院改建而成，在科举的废墟上建立起一座规模宏大的新式学校，在近代教育发展史上这本身的意义就是不言而喻的。从1913年7月起，学校改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校成为中等师范学校，以培养小学教员为主。其在开办之初，就吸引了大批学生报考。当时就读于浙江高等学堂的郑晓沧曾说：“第一次招生时，闻报名应考者数以万计。我初不之信，继而听到金华一府报告者达三千（榜亦按府发），以此类推，万人之数是可信的。”[3]到了浙江一师时期，能考进就读仍是颇为不易。浙江一师校长经亨颐后来回忆，“招生人数与学额差不多要一比二十，无论何人送来的条子一概不理”[4]200。可见浙江一师在当时新式教育体系中有着相当的吸引力 不仅仅如此，由于师范教育培养的人才是整个新式教育师资的主要来源，因此，政府对师范教育采取大力扶持的公费政策，吸引了大批贫寒青年报考就读。浙江一师的学生周伯棣在《自传》中说：“父亲为何要我进这个学校呢？理由只有一个，那便是读师范少花钱――只出半饭钱。”[5]浙江籍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的华林、谢文锦、宣中华、叶天底、俞秀松、施存统、汪寿华、梁柏台、庄文恭都出身于中下等收入家庭，他们都是一师的学生。从地域上来说，浙江一师的学生以钱塘江中上游内地各县为多，这些县包括诸暨、嵊县、东阳、金华、义乌、浦江等。与钱塘江下游的杭嘉湖及宁绍地区的经济发达、风气开通相比，内地乡镇普遍经济落后、风气闭塞、保守禁锢。浙江一师虽免收学费，但学生仍然要承担一些其他费用，“录取新生入学时须邀同住居省会妥善保证人两人连署入学志愿书，随交保证金洋十元，至毕业时给还……每年须交制服费洋十元，课业用品费洋五元。……新招师校学生，应交全年膳费之半数，计洋十八元。”[6]这笔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