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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晋的隶书 隶书是古代汉字书体之一，是中国自有文字以来的第二大书体，隶书之名最早见于东汉。但隶书究竟起源于何时，的确很难断言。班固《汉书．艺文志》云：“（秦）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云：“秦始皇初兼天下，……大发隶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相传隶书有程邈所创，汉代蔡邕在《圣皇篇》云：“程邈删古文隶书。”后人有以为隶书出于大篆者，亦有认为隶书来源于小篆者。诸说尽管不一，但早期隶书多有篆书笔意这是不可否认的。有篆书到隶书是汉字演变史上重要的变革，它是篆书的变体，又是楷书的前身，上继周秦，下开魏晋。隶书大致有如下风格特征：其一是在笔法上，在隶书中出现了折笔和出锋两大新法，解放了笔锋，运笔则强调了轻重缓急。在笔画形态上，点画亦有粗细变化，变圆为方、变曲为直、调整笔画断连、省减笔画结构等，各种点画错落有致，显得空前的丰富多彩；其二是在结构上，由于隶书的笔势明显地带有左掠右波的趋向，而笔势又与结体相互影响，所以左右开张的笔势则促成了隶书字形趋于扁平、结体偏于横势。这样，左右分驰的笔势，与扁平的结构，互为因果，相辅相成，造成了隶书特有的风貌。由于隶书笔法和结体上的特点，隶书在布局章法上也形成了与其他书体迥然异趣的特色，即每个字的中心分布虽然大致均匀，但因为笔势向两侧伸展，字形扁形，故字与字间的距离大于行与行间的距离。隶书突破了六书的造字原则，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标志着古文字时代的结束，开创了今文字的新阶段。 西晋隶书具备隶书的基本特点，但也不乏特点时代的独特个性。 西晋时期，虽然楷书和行书已经逐步兴起，但在庄重严肃、正式规范的场合仍然实用隶书，尤其是在碑碣上仍以隶书为正体。今天能见到的西晋隶书书迹大致有《张光砖志》（泰始元年，265年）、《郛休碑》（泰始六年，270年）、《潘宗伯阁道题名》（泰始六年，270年）、《太上玄元道德经》（泰始六年，270年）、《任城太守孙夫人碑》（泰始八年，272年）、《皇帝三临辟雍碑》（咸宁四年，278年）、《鲁诠墓表》（太康三年，282年）、《冯恭石椁题字》（太康三年，282年）、《杨绍买冢地券》（太康五年，284年）、《和国仁墓碑》（太康五年，284年）、《王君残墓志》（太康八年，287年）等三十余种，此外还有一些墓砖和建筑用砖。西晋隶书书迹的数量远远多于同一时期的篆书，而且这些隶书书迹的品种非常丰富，包括碑刻、神道题字、墓志、墓门题记、石椁题记、石柱题字，它们大多见于当年丧葬的遗物上。综观这些隶书书迹，大致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隶书的整体风貌。它们不但具有大致相同的时代、地域、民族风格，而且它们各自在字形、结构、章法上又不乏个性特点。 一 西晋的碑刻隶书 西晋历时仅仅半个世纪，隶书仍然是这一时期的正体文字，所以碑刻亦多为隶书，书法风格虽然上承曹魏传统，但程式化更为严重。因为西晋明令禁止立碑，所以流传今天的丰碑巨碣甚少。比较著名的碑刻有：《郛休碑》（泰始六年，270年），此碑隶书具有风姿古朴，康有为认为此碑书法“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任城太守孙夫人碑》（泰始八年，272年），此碑书迹，结体方整，挑法呈弧形，笔画方棱，其波挑的装饰性较曹魏碑刻更浓，与汉之《孔羡碑》（220年）相似；《皇帝三临辟雍碑》（咸宁四年，278年），此碑书法把当时最严谨的书法以理想化的字形表现出来。碑字隶书文字完好无损，字形方整，字形稍长，在笔法上除了可以看到有意识的反入及波挑外，还能看到通行时代的笔画，带有明显的楷书意味；《齐太公吕望表》（太康十年，289年），此碑隶书结体中宫紧收，笔画开张，与晋碑常体稍异，汲取了汉隶正统派的风格，而有汉碑风韵，其书风与魏之《受禅表》绝似。清人刘熙载以为此碑与《孙夫人碑》皆“为晋隶之最”。杨守敬说：“是碑变汉人体格，而一种古茂峭健之致，扑人眉宇，以之肩随汉魏，良无愧也。自此以后，北魏失之俭，北齐失之丰，隋以下荡然矣。”总体而言，与汉魏相比，以上这些碑刻都是工整正规，装饰性很强的隶书。 这些隶书为当时所流行的“铭石之书”，大多书刻工整，波磔分明，横画起锋逆笔，平硬如折刀头，收笔处锋芒毕露，结体方整，风格雷同，比如《皇帝三临辟雍碑》、《任城太守孙夫人碑》、《齐太公吕望表》等传世丰碑，完全承袭了曹魏庄重一路的隶书风格。这些书刻精细的西晋隶书，虽非出自一人之手，使用的地点也不相同，也尽管各个作品体有方扁，笔有肥瘦，技有粗精，但却有共同的特征。如横画起笔的“蚕头”变成了方整的“折刀头”，撇画在收笔处也出方棱角，左右对称的两竖不再垂直而是分张外拓；右钩不再是又长又重的弯钩而是短小平挑接近楷法。总之圭角呈露，装饰意味浓厚，是刻写结合的效果。 二 西晋的墓志隶书 西晋上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