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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农村义务教育对农民增收的实证性分析 内容提要：普及农村义务教育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提高农业生产率，最终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根本所在。本文在回顾前人关于教育与收入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从农村义务教育对于农村居民农业和非农业两部分收入的影响入手，建立了一个测算普及农村义务教育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模型，从实证角度得出结论：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率提高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收入至少会增加6.5%；继续教育对于接受义务教育的农村居民长期保持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人力资本是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教育是积累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村居民约占人口总数的70%，普及农村义务教育更是影响广泛，关系到农村经济、农民增收和社会发展的全局。近年来，国家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大幅度增长，以求有效地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增强农村居民的生存和生产能力，最终促进农民增收，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加大财政教育投入，普及农村义务教育，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在回顾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结合经济理论框架和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的实际情况，试图建立一个普及农村义务教育对农村居民增收影响的模型，在分析农村居民个人教育收益率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关于教育和收入增长之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运用人力资本理论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而测算教育向人力资本的转化程度，是一个极具争议和挑战性的问题。 　　在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面，雅各布·明塞尔建构了一个把个人收入的分配与个人的教育投资联系起来的模型，指出人力资本投资是提高个人获得收入能力的形式。西奥多·W·舒尔茨率先提出了人力资本学说，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培训和保健）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通过长期对农业经济的研究认为，促使美国农业产量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已不是土地、劳动力或金融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知识和技能的提高。加里·S·贝克尔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工具应用于人力资本投资分析，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包括人力资本投资的原因和均衡状态、人力资本收益分配及其与职业选择的关系等内容。贝克尔认为，收入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对应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解释很多收入分配中的复杂现象。例如，收入的增长率随劳动力年龄的增长而递减主要是因为技术水平的变化，失业率一般与技术水平呈负相关关系等。 　　现有的关于教育与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的结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的实证分析显示了初等教育投资比其他教育有更高的回报。Psacharopolous（1994 ）通过对世界各地区的考察得出初等教育的回报率超过中等或高等教育的结论。Hossain （1996 ）对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教育回报率进行了测算，结论是，教育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不仅能带来私人收益，而且还能产生社会效益，有助于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双重目标，特别是初等教育投资的社会回报率和私人回报率皆大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中国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2000年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20多个县的22000多个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进行的调查表明，初等教育投资具有更大的私人收益。此次调查首先将22000个农户按收入高低进行“五等分”（各组的比重均为20%），即最高收入组、次高收入组、中间收入组、次低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然后，用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作为人口素质参数，验证农户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关系。结果显示，最高收入组的收入构成全部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大约占到一半；最高收入组同时也是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占各组劳动力总数的比重最高的组别（56.9%），这意味着农村义务教育普及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另一方面的实证分析主要论证了增加学校教育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比对强势群体具有更高的回报。Tin et al. （1996）通过对中国5个省份农村居民教育与农业生产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认为提高教育水平（尤其是提高户主的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这篇文章对前人的研究结果进行了一定的解释，但是，由于数据包含了两个小群体的异常值——没有受过教育的非常贫困的家庭和相对富裕的受过3年教育的家庭，研究结果受到异常值、多重共线性以及变量偏离的质疑。Yang and Tao（1997）讨论了教育和增加农村居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机会之间的关系，认为受过较好教育的农村居民通常具有被非农业部门雇佣的优先权。他们的模型以中国农业数据、比较优势原理和知识溢出假设为依据，发现学校的教育并不能成为提高耕作的实际效率的因素，但有利于提高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樊胜根等（2002）通过分析公共投资对各地区农村社会发展、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