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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市民社会理论浅析 　　[摘 要]市民社会理论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理论环境下历经变化，其来源可追溯到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古典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自然状态相对立，具有文明社会、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三重意思，并作为一种深厚的政治哲学思想资源，在当下的学术场域中产生回响。 [关键词]古典市民社会；国家；政治社会 伴随着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建构市民社会这一问题的探讨成为理论界的焦点所在。“市民社会”是一个源自西方历史经验的概念，不断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理论环境下历经变化，到当代其内涵已经发生根本转变，对古典市民社会理论进行特性分析，考察其演变过程，无疑是市民社会研究的题中之意。 一、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在古典市民社会理论中，”Civil society”可同时被译为“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和“文明社会”，并且彼此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和明确的区分，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家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指市民社会是文明社会，市民社会是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是公民社会，这三层意思。① （一）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市民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一词的最早涵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是个城邦之国，城邦的出现一方面代表着古希腊从部落走向国家、从野蛮走向文明；但与此同时，由于商业生产的规模十分有限，社会关系和利益结构过于简单化，个人私人生活领域与社会共同生活紧密相连，个体的价值取向以及私有观念没有形成。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最初表述的市民社会即“Politike Koinonia”的概念，其涵义只是一种城邦社会（polis）的代名词，城邦的形成虽然晚于家庭和村落这两种共同体，但它在道德上却是最高的共同体，是一种由热爱自由、平等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公民享有参加政治共同体各种活动的基本权利（享有权利者只是少数人，奴隶、妇女、外邦人是被排除在外的）。在这个共同体中，“城邦至上”是一种官方学说，也是公民的一种普遍心态。因为如果离开了对城邦政治的参与和协作，也就意味着将自我放逐于社会之外，处在一种非人的状态；而在城邦政治之外想要发展自己的公民性格，甚至属人的性格的愿望是希腊人眼中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谈到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的动物，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独立的个人形式，因为只有作为国家的公民才能促进或享有美好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奠定了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 古罗马时期的农业、城市手工业得到发展以后，商业贸易和生产领域也随之扩大，整个罗马处在了一种不断城市化的运动中。尽管古罗马时期的市民社会仍与政治国家高度合一，但单从社会结构来讲，却较希腊城邦共同体来说要复杂和进步了许多。城市生活中如何分配剩余产品和保护个人利益是十分重要的内容，而这是政治制度所被迫面临而又无力直接解决的，现只能由法律制度来承担并弥补其缺陷。罗马城邦经济的发展，个人权利价值和法律意识的增长直接导致了市民社会发展情况的变化。较古希腊初级形态而言，古罗马时期的市民社会在其含义和内容上要前进了一大步。因此，在西塞罗看来，古罗马的市民社会的内涵并不仅仅只作为古希腊单纯的政治共同体，它还有异于野蛮民族的工商业生活、都市文化，和特定私法体系以及政府。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与野蛮人的社会或野蛮状态有着重要的区别。首先，它作为一种城市文明，有着自己的都市文化、工商业生活等；其次，它作为一种政治文明，有着自己的法律和政府，这些都是人民的共同财产，共和国乃是“人民的事业”；最后，它是一个道德的集体，其目的在于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它用道德的纽带把人们联系起来。这时，市民社会不仅指“单一国家，而且也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这些共同体有着自己的法典（民法），有一定程度的礼仪和都市特性（野蛮人和前城市文化不属于市民社会）、市民合作及依据民法生活并受其调整、以及城市生活和商业艺术的优雅情致”。② （二）中世纪的市民杜会理论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城邦共同体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封建君主专制为基础的农村经济和庄园生活。于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情调仅局限于闭塞割据，自给自守当中，它看不见熙熙攘攘的市井气象，更不可能创造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市场规则来。与此同时，西欧国家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也不再为市民提供诸如古罗马时代的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护，这严重阻碍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市民社会的讨论在中世纪主要表现为教会理论家和帝国理论家就教会与国家、教权与政权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展开争论。他们都试图从亚里士多德或西塞罗的市民社会概念中寻找依据，以此为各自的权力作辩护。帝国理论家往往继承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市民社会思想，坚持认为政治共同体（或国家） 乃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它既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又能满足人们的伦理需要。因此，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