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八旗诗话》与《雪桥诗话》审美范畴差异.docVIP

论《八旗诗话》与《雪桥诗话》审美范畴的差异 　　摘 要：《八旗诗话》《雪桥诗话》同为八旗诗人所作，虽然其作者法式善、杨钟羲都植根于八旗文化，但二人所处的阶段不同，具有不同的审美趣味，他们的审美范畴有同有异：他们都认可真、性情与雅正，但对于清的范畴、诗歌的缘情本质及宗唐祧宋的理解差异较大 关键词：游牧文化；《八旗诗话》；《雪桥诗话》；审美范畴；八旗文化；文学思潮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2-0029-04 《八旗诗话》作者法式善与《雪桥诗话》作者杨钟羲均植根于八旗文化，因而具有相似的审美取向，这也是八旗诗歌植根于八旗文化的根本所决定的。由于两人所处时代和个人审美趋向的差异，表现出对诗歌发展史的描述和诗歌审美特征的表述，有一定的差异性 一、审美取向的趋同性 （一）对于“真”的认同 “真”，即诚。朱熹认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1]。王夫之提出：“夫诚者，实有者也，前有所始，后有所终，天下之公有也，有目所共见，有耳所共闻也。”[2]儒家以为真是真实 旗人属于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的质朴、真诚等性格特征。诗歌表达冲口而出，不饰雕琢，如《敕勒歌》。八旗族群继承了这种文化传统，故质朴真诚成为他们的族群性格。直抒胸臆成为他们诗歌的主要特征，也是八旗诗歌的鲜明特征。因而，法式善和杨钟羲均继承了这种讲求真的文化传统，在诗歌审美趋向上都主张真，提倡真的审美风格 范承斌，“邓汉仪称其不烦添脂傅粉，只一味真至，便不可及”[3]。鄂貌图“登眺之什，激昂慷慨，大而非夸，不徒作阔落语，蕴蓄深矣”[4]。鄂貌图创作从登临之景入手，既抒发其慷慨激昂之情，兼有含蓄之旨，是其人格真诚的写照 施世纶“少年诸作，清迥拔俗。仕宦后，词高致远，其至者得辋川三昧”[5]。施世纶不同的人生阶段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无论清迥拔俗，还是幽深淡远，都是其人生不同阶段的阅历、性格和思想情怀的真实表现 图?p布字裕轩，“朱石君谓裕轩不求工于诗，顾其胸次素洁，遇境发抒，往往有真意”[6]图?p布即景生情，所体现出来的实际是其胸襟的直接抒发，很鲜明地体现了八旗诗人追求真的典型特征。所谓“真意”，就是讲求真实、真诚，言由衷出，是诗人内心直观的表现 八旗诗人对于真的追求，已经成为群体共识。铁保曾清晰论述如下： 古人之诗……体裁虽殊，性情则一。得其道者，片语只字，亦别具有不可磨灭之气。可以上下百年，纵横万里，非必裁锦为文，敲韵为诗，猥足排倒一世也[7] （二）对性情的认同 性情包括“性”与“情”。西汉时性情开始成为诗学的主张。翼奉说：“诗之为学，性情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废。”[8]至刘宋时，刘勰指出：“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9] 赫奕：“诗则自写性情，不以刻划为工，亦有萧?E淡远之致。”[10]法式善认为，赫奕写诗是为了表述其性情，不追求作诗的技艺，但诗体现出萧疏淡远的情致，正是诗人缘情的自觉追求 孙绍?P“其际遇与其性情如绘”[11]，法式善认为孙绍?P的诗情和人生遭际完全能够从其诗作中体会出来。诗境的清旷正是其情感的写照 庆兰字似村，“天性恬淡乃尔，耽诗嗜静……诗较杨诚斋阔大，范石湖深至，殆能驱使性灵，而不为性灵所使者”[12]。法式善认为其诗歌创作成功之处在于能够驾驭情感，所谓为情造文者也。所以其天性表现在诗境中，比较“阔大”和“深至” 杨钟羲赞赏佟世思，认为他诗歌性情深厚，并引佟世集《与梅堂遗集》序称他“作诗以性情深厚为本”。杨钟羲概括为“俨若言作诗以性情深厚为本，集中感事怀人之作，缠绵悱恻，具见根性之厚”[13]。杨钟羲评价，对照佟世思《横林雨夜访邵之莱夫子宅四首》之三、之四，可见一斑 法式善也主张“诗缘情”。永年“诗多缘情之作。《闺情》云：莲心抱苦思成藕，梅子舍酸隔影仁。以藕字、仁字谐声借用，殊伤大雅，而言有寄托者，庶几合玉溪微旨”[14] 法式善除主张“诗缘情”外，反对表达直露 “苏良嗣……观其五古，从少陵入手，叙述颇有法度。又工于发端，传播艺林，有以也夫。”[15]法式善不仅主张诗要讲究性情，更注重兴寄，他借助吴伟业评价苏良嗣，认为他“叙述颇有法度”以及“工于发端”。所谓“发端”，即是指诗歌要讲究兴寄，提倡诗歌有所寄托 （三）对于“雅正”的认同 法式善认同并将“雅正”融入到对诗人的评论中。所谓“雅正”，就是指辞雅理正。雅正最早当和《诗经 清人方苞提出“雅洁”的主张，并一度成为官方主导美学思想。这一思想根植于传统文化，并深刻影响了八旗诗人，如塞尔登。他提出：“虽应酬祝嘏之作，名篇络绎，亦足征学士爱士之诚笃。所致诗和乐之音，无取装饰。”[16]此中的“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