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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视心灵的悸动(创作谈) 　　我常常在月色如水的夜晚，行窃一般地窥视心灵的悸动。我和我心灵的悸动如一对偷情者，时而疏离，时而苟合。当高潮达到沸点，小说就诞生了。于是，就有了卢梨花、常兴明、常美美、高三、张寒霜、高胜利、刘博等。这就是《老榆树下的女人》。我还很自私地让卢梨花开了一间烧饼铺，以满足我童年对烧饼的觊觎 我的故乡是一座县级市，但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小镇。中东铁路把小镇一切两半，于是，有了道东道西之分。道东总共是由一条从东到西的大直街和几条纵街组成，分别为一道街、二道街……早先尽东头是火葬场，走到西头便是火车站。也就是说，行走与停歇不过是一条街的距离。火车站的建筑都是起脊高窗阔门，是百年前“老毛子”行走时留下的足迹 小镇虽然不大，但五脏俱全 小镇有很多名声响亮的吃食，比如三分钱一根的冰棍，五分钱一根的奶油冰棍，油炸饼，烧饼等。火车停靠时，旅途寂寞的人们纷纷跑下火车买冰棍，买油炸饼。而小镇的人，更以烤得焦黄酥香的烧饼为自豪。碗口大的烧饼，外皮压成炕席一样的花纹，咬一口，花椒油盐的香味充斥着口腔，若是不留神，热气还会刺破舌头――我们家买不起七分钱一个的烧饼，最多到小镇东头的大车店买上几个馒头。因为馒头五分五一个 由此，烧饼成了我心中的一个情结 母亲有个学生姓高，我忘记了他的大名，院子里的人都叫他高三。他家住在胡同的大门外，也就是说他家的大门临街。高三没妈，据说，他妈跟别的男人跑了。高三还有二哥，大人们都叫他高二。我想，高三家一定还有高大，但我没见过。高三他爸掌鞋，高二好似不念书，一个屋檐下住着三个灰头土脸的男人。只是高三还是个孩子，他瘦骨嶙峋，两只手关节凸显，宛若被开水烫了，局促得伸不开。虽然那时候的孩子都不胖，但高三瘦得实在令人唏嘘。衣裳从来没穿整齐，脸好似也从来没洗亮堂过，说话黏稠得如一锅稀粥，呜噜呜噜地听不清。他爸还老揍他，特别是喝了酒之后，高三就成了他爸拳脚的沙袋……当时，我想不明白，高三天天烧火煮饭，一看见他爸，他就如一块挂在树杈上的破布，瑟瑟发抖――他爸为什么还追着打他呢？ 现在想来，男人身边若是没有女人的慰藉，多半会焦躁不安 因为母亲对高三另眼相看，所以，我对他有很深的印象。母亲对他的关照，大概是因为没妈的孩子可怜吧。再后来，高三就不念书了，因为偷窃被判刑，死在监狱里……我的心如一个收藏夹，无需按键就会收藏这些看似平凡普通的人或事。也不可否认，我有着浓重的草根情结，着眼于日常平民生活的琐碎。因为小人物的生活无需炫技，更不需追求情节的跌宕和题材的显赫。虽然他们普通，他们平凡。他们善良，他们质朴，他们卑微，他们狡诈，他们委琐……但他们一样有追求美好生活，有追求真挚爱情的权力――我只能用扎实绵密的笔法、质朴厚实的语言，来解读他们为生活倾尽全力，为生存挣扎的平凡故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笔着意于在苦难生存境遇里的这些小人物一抹温情和亮色 说起来，我又何尝不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呢 至于那棵老榆树，我想聪明的读者一定能看出来――如果一个女人的爱情无处安放时，即便一缕清风也是承载爱情的摇篮。无疑，卢梨花把心中无处安放的爱情，放在一棵老榆树上了。爱情有时候，看似与物质与文明高度与所谓的阶层，没有太大太直接的关系。只要活着，爱情就会发生。说到底，爱情就是一种本能。但是，现实又与这些不可分割，譬如小说主人公卢梨花忧伤的爱情，高三无处言说的爱情，张寒霜失落的爱情，常兴明隐晦的爱情，刘博坚守的爱情――就因为一场变故，一场在眼前升起的大雾，毫无征兆地破碎了。是爱情脆弱吗？还是爱情势利？我想，是，也不是。爱情这个永恒的母题，很难说清楚。再说，什么能经得起死亡的光顾呢 好在，他们的儿女却无视枷锁和羁绊，大有把爱情进行到底的架势。这不能不说，是另一代人的生活态度 我为他们的爱情心疼 我问自己，为什么我的笔总是不放过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呢。看到智障的人，看到在大雪中弯腰驼背清扫的人，看见乞讨生活的人，我的心就会痛。我会为一棵草驻足，我也会为一片落叶儿惆怅，女人的苦难能让我流泪，而男人的悲伤则能让我心头滴血――只有把心头的悸动变成文字，才能抚慰我内心深处的苍凉，才能化解我骨子里的感伤，让我的多愁善感有了着落。由此，我豁然明朗，我之所以痛，是因为爱 所以，小说的字里行间，处处浸染着我对平凡生命的悲悯与关切 一个优秀的作家首先要有悲悯情怀。因为，悲悯情怀能引导作家走向生活的深处。也有人说，作家的书写离不开自身的经验。我深以为是。经历和经验是写作的源泉，也会决定个人日后写作的基调。我最初的经验来自童年时的收藏，少年时的悸动，所以，创作《老榆树下的女人》时，我把心灵的收藏，心灵的悸动都淋漓尽致地叙述出来，这种快意的书写如同在宣纸上泼墨。我还把故乡作为一面镜子，让人物在这面镜子里各具形态地活过来。当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