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灾、救市以与`风险社会法治.docVIP

股灾、救市以及风险社会的法治 　　2015年6月15日之后，中国股市经历了暴跌、政府出手救市以及对券商进行刑事问责的剧烈异动，迄今仍然余波荡漾。这场证券交易风波，凸显了当今中国社会的风险性以及法治困境 金融的本意是货币的诚融致远、汇通天下，借助“流动性”来调整投资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因而金融理应与实体经济的生产和雇佣密切相连并为之服务 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货币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的银行融资占比大幅度下降，直接金融打破国内银行和金融行政的藩篱而席卷全球，其结果，金融似乎与实体经济渐行渐远，甚至大有反噬实体经济之势。在这个过程中，所谓“国际金融复合体”（贾格迪什-国际货币基金-华盛顿的分利同盟），似乎变得主要以把资本年度回报率提高到百分之十几甚至几十为其活动的目标，不太在乎金融流变对各国实体经济的冲击和不良影响 在金融主导的思路下形成的“高风险、高回报”利益分配方式，一边运行一边大幅度解放人们的金钱欲望，使得投机性经济活动空前活跃，导致赌场资本主义四处蔓延，并以金融的名义形成了一种非常强大的结构性权力。而这里存在的与正义、道德以及法律相关的最大问题是：一般赌场的输赢仅限于游戏的参加者，但当代的金融博弈则会把没有参加游戏的人们也裹挟进来，结果很可能使得完全不相干的普通公民也蒙受损失和侵害。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愿意还是不愿意，作为受害者还是加害者，中国都正在逐步卷入诸如此类国际金融博弈之中 从法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蜕变后的直接金融，其本质在于“债权的证券化”。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证券化其实意味着“对社会的风险进行定价”，势必促进信用评估机构和金融保证公司的发展，并鼓励风险投资。再从风险社会的依法治理这一角度来看，证券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是“把风险向他人无限转嫁”从而稀释的机制，而券商和对冲基金的工作则属于专业化、技术化“风险商务”的范畴 实际上，对冲基金这类全球化风险商务的基本宗旨，就是要利用各国的利率、汇率、股价、物价以及期货交易的行情等多层多样的市场和法律制度以及政策之间的漏洞、扭曲或者不平衡，借助杠杆进行操作，最大限度地谋取暴利。其结果，制造业创造的价值、某一国家人民流血流汗创造的财富有可能通过金融衍生品等手段流转到其他行业、其他国家。 中国股市危机：全球资本配置的结果 在上述语境里回顾和考察2015年盛夏的那场中国股市风波，通过令人眼花缭乱而又神秘莫测的事实，似乎可以梳理出如下逻辑关系： 为了抵抗经济下行压力、刺激景气，中国需要加强竞争、鼓励民间投资，并为大众创业和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由于基础设备过剩、产能过剩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银行的呆账过大、融资成本过高，主要依靠间接金融就很难满足现实需要。鉴于直接融资在中国金融市场所占份额相对很小的现实，通过证券交易获得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似乎就是比较合理的选项。总之，着眼股市的初衷是不错的 但是，由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尚不健全，也缺乏确保监管和法律规范具有实效的健全机制，加上与国际金融资本主义体制之间的联系也在不同程度上被扭曲，结果是证券市场的投机性反应大出所料，甚至演变出一个失控局面 在这样的状况下，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救市的各种措施，到后来还动用了极其严厉的刑事手段作为杀手锏。也就是说，在那场股灾之后，行业监管规则压倒了市场交易规则，公法规则压倒了私法规则，警力俨然变成了金融秩序的最大支柱 时至如今，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股灾、救市、刑事介入之后中国金融发展的趋势？ 在这里，我们必须跳出就事论事的窠臼，以全球大格局为背景重新认识金融市场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认真对待渐次浮现的那个庞大金融权力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显而易见，当下的中国与世界正处于数百年一次的世界史巨变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挑战。经济和社会演化的事态告诉我们，一场范式革命正在酝酿之中，有可能将颠覆我们对制度和机制的既有认识。如果讨论这种范式创新，可能会使与国家治理和法律秩序相关的问题状况变得复杂化，也会使改革的目标和手段变得复杂化。但是，我们却又不能回避正在发生的事态，不得不在新的脉络中考虑制度和机制的设计。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能够避免锁进路径依赖中去的机会，这也就是所谓后发者优势 亚投行能吸引那么多发达国家加盟，不仅出乎美国的预料，也出乎中国自己的预料。发达国家看好亚投行，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持续大约500年的那种资本主义体制以及持续了100多年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面临空前的危机，即驱动力衰竭的危机，资本过剩和产能过剩的危机，甚至正在迎来最终阶段。这是一个世界史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但在这里，我们不预设任何价值前提，没有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只考虑现实和经济自身的逻辑 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