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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不应该否定 　　[摘 要]张江教授把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归结为“强制阐释”，并以此怀疑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就其主观意愿而言，“强制阐释”论是为了反对文艺理论研究的全盘西化，提倡从中国文艺的实践出发来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但是，由于从总体上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在客观效果上势必会产生文化民族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的弊病。“强制阐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近现代文论的发展就是这种历史必然的结果，是中国文论的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张江教授所揭示的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的话语特征，从本质上来看是西方文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的主要表征，也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不足之处，可以作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借鉴。西方文论包括西方古典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西方文论不仅有科学主义思潮，还有人文主义思潮。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础，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中国当代文论就不可能建构出科学、系统、完整的现代化文论体系 [关键词]“强制阐释”论；西方文论；有效性；否定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2-0030-09 张江教授指出：“当代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在哪里？我认为，强制阐释四个字足以概括。这是一个新的概念，用这个概念重新观照西方文论的历史，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判断和认识。”[1]张江教授把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归结为“强制阐释”，并以此怀疑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就其主观意愿而言，“强制阐释”论是为了反对文艺理论研究的全盘西化，提倡从中国文艺的实践出发来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但是，由于从总体上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在客观效果上势必会产生文化民族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的弊病，不利于文艺和文论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开放 一、“强制阐释”是历史的必然 何谓“强制阐释”？按照张江先生的解释，“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2]按照这个定义，不仅从古至今的西方文论（包括文学批评）都是“强制阐释”，而且从古至今的中国文论仍然是“强制阐释”的。比如，《尚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曹丕《典论论文》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3]11.14.130.136这些都可以说是一种“强制阐释”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意识形态论，列宁的“列夫”说，毛泽东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从属于政治”说，邓小平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一直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的“文艺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应该说是“强制阐释”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这些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是以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预设的前提，要求文艺作品的文本话语为其一定的政治道德目的服务的，要符合阐释者的主观意图和结论，并不顾及甚至消解文学指征。例如，孔子把《诗》三百篇归结为“思无邪”，《毛诗序》把《周南“后妃之德”，都是背离文本实际的主观判断。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得非常明白：“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4]66作为一种阐释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必然会有一些非文学的“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