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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权力、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 　　摘要：文章利用沪深两市 2010年～2013年的上市公司数据对管理层权力对在职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越大，其管理层的在职消费水平就越高，但在职消费水平越高，公司业绩却在下降，说明了管理层权力提升了在职消费水平，却没能相应的提升公司业绩 关键词：管理层权力；在职消费；公司业绩 一、 引言 在职消费是指企业管理层在经营企业行使职权时所发生的各种货币消费，这些消费由企业公费支出，如装修办公场地、专车使用、出国考察、公款宴请、娱乐消费、请客送礼等等。当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就是政府在不断的下放权利，那么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就会由委托人政府转移给代理人经营者手中，所以，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其管理层掌握的权利资源范围越来越大，其私利欲望会日益膨胀，如果管理层薪酬契约不完善，不能发挥其对管理层的激励积极影响，那么就可能会导致管理层为了使自己的人力资本价值得到比较高的补偿，就会选择在职消费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私人利益 在发达国家中，职业经理人市场发展完善，在上市公司中，货币薪酬始终是最主要的管理层激励方式，这属于合法的显性激励方式，在职消费作为隐形的激励方式较少发生，在职消费受关注的程度较低，但在我国，在职消费问题也很突出，其往往与管理层权力大小相联系，很多国有企业极容易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管理层的在职消费问题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敏感性，在职消费水平与企业的实际经营现状和业绩并不配比，很多在职消费项目本身难以分辨其公私属性，管理层消费容易变成表面是为公服务，其实为私获利，另外，管理层成员职位越高，其权利越大，那么可享用的公司资源越多，在职消费数量和档次就越高越多，有的消费接近于奢侈的程度。因此，对管理层在职消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相对于货币薪酬来说，国内外关于在职消费的研究要少很多，Beale和Means（1932）研究发现如果股东分散不能有效监督管理层，那么管理层很可能会为自己谋取私利而占有公司资产，包括额外津贴和补助等。Jensen和Meckling（1976）也研究发现，管理层很有可能会权力寻租，缺少监督就会增加自身的非货币福利，持股比例越低，越会增加自己的非货币福利。何浚（1998）研究认为，国有企业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局面，使得管理层可以追求较高在职消费。夏冬林和李晓强（2004）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管理层在职消费水平越低，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在职消费与货币薪酬成负向的“替代”关系，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二者成正向的“互补”关系。卢锐等（2008）发现，在管理层权力较大的企业中，在职消费是成为管理层重要的寻租手段 究其原因，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公司治理不完善，尤其是国有企业，事实上的“所有者缺位”，使得国有企业的高管不能取得市场化的激励保障。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不可避免会出现代理问题，在企业谁拥有控制权力，谁就有机会在职消费。另一方面，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仍然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的烙印，显性薪酬激励作用可能被弱化，那么高管就会优先选择增加在职消费等控制权收益。在职消费成为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替代性选择（陈冬华，2005），因此，管理层只要存在权力，其在职消费现象就不会消除。在管理层权力较大的企业中，管理层有更大动机和能力提高自身的在职消费水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权力越大，管理层的在职消费水平就会越高 对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来说，在职消费的存在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Hirsch（1976）研究发现在职消费可以提高管理层的声誉和名望。Rajan和Wulf（2006）研究发现在职消费并不都是无效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管理层的工作效率。陈克江和王博（2009）认为在职消费可以促进管理层对公司运营的经营效率。李焰等（2010）研究发现在职消费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具有特殊的激励作用。但是由于当前我国公司治理不太完善，内部人控制现象还依然存在，在职消费行为不可避免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张，进而会增加代理成本，陈冬华等（2005）发现，在职消费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经营业绩；卢锐（2008）研究认为在职消费水平高的上市公司，其经营绩效并不强。由此可见，这种过滥的自我激励行为极大地侵蚀了企业的利润和其他相关者的利益，其代价足以抵消其对公司业绩带来的正面作用，最终可能会降低公司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 假设2：管理层在职消费水平越高，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就越低 三、 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本文选取中国沪深两市2010年～2013年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为了研究需要并对以下几类上市公司进行剔除：（l）金融类上市公司；（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