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惜的义务”与美国对外干预的新变更.docVIP

“保护的责任”与美国对外干预的新变化 “保护的责任”与美国对外干预的新变化 【内容提要】北约打着“保护的责任”旗号，在利比亚实现了“政权更迭”，为国际社会开了一个恶劣先例。干预者滥用了“保护的责任”规范和1973号决议，也滥用了安理会的权威。国际体系的权力失衡以及“保护的责任”规范本身的不完善性，使得这一规范的实施过程打上了深刻的强权政治烙印。对美国而言，“保护的责任”的兴起既适应了美国根深蒂固的干预主义文化，也顺应了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试图减少对外干预风险和成本的愿望。它为美国实施对外干预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手段，并使之呈现出新的特征。如何使“保护的责任”避免成为一种“危险的责任”，这已经成为负责任的国际行为体面临的一大难题。 2001年，“国际干预和主权委员会”在其报告中首次系统阐述了“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简写为R2P）理念。 此后，这一理念受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积极支持，其基本精神在2005年9月写入联合国峰会“成果文件”，被国际社会接受。根据“成果文件”的相关表述，每一个国家都有责任去保护其人口免受种族灭绝、种族清洗、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侵害，国际社会则应以各种和平方式帮助国家去履行这一责任。一旦国家未能有效保护其人口，而和平方式已经不足以提供保护，那么国际社会就准备依据联合国宪章（包括第七章）的规定，通过安理会（授权），在分析个案具体情况的基础上，与相关地区组织合作，及时以决定性的方式采取集体行动。 对于军事干预适用哪些标准，这一理念的倡导者在2001年报告以及其他著述中主要提出了以下六点：授权正当、理由正当、动机正当、最终手段、适度方式、合理预期。 关于“授权正当”，倡导者一方面强调安理会授权的权威性，但另一方面又提议在安理会失灵的情况下，其他组织甚至某些国家也可以依情势采取行动。关于“理由正当”，2001年报告提出了现实和预料的“大规模生命丧失”和大规模“种族清洗”两种。所谓“动机正当”，强调干预的首要动机必须是阻止或减缓人们苦难，至于改变边界、帮某一战斗集团实现“自决”，或者推翻政权，并非其合法目标。“最终手段”则要求在实施军事干预前，先穷尽其他和平手段，并尽量选择较少强制性的手段。“方式恰当”要求所用军事干预的规模、持续时间、强度等必须为最小限度，并与目标相称。“合理预期”则要求军事干预能使局势改善。 与2001年报告以及其他倡议者的立场相比，体现国际共识的“成果文件”认可了主权国家在保护平民中的主要责任，而国际社会承担补充性责任；认可了国家主权的有条件性，即隐含着保障其人民不受严重侵犯人权罪行的危害，也采纳了国际社会须先穷尽和平手段应对危机的提议。但是，“成果文件”未采纳前者提议设立的实施军事干预的“普适标准”，强调要对具体个案具体分析，也未采纳前者提出的可在未获安理会授权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的倡议。该文件还将最为严重的四种侵犯人权的罪行确定为适应这一理念的情景，避免了2001年报告关于适用情景的模糊性。 从“成果文件”可以看出，“保护的责任”将国际社会针对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的干预从此前西方所说的“权利”进一步提升为“责任”，确认了国际社会对震撼心灵的人道主义劫难进行干预的合法性，满足了国际社会应对大规模国内冲突频发状况的渴望，也体现了对绝对主权原则的修正。在另一方面，它也对此前强国可任意选择的国际干预行动提出了许多程序和条件方面的规范和限制。因此，这一理念是对“人道主义干预”论的扬弃，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主权与人权、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妥协，建立起一种脆弱的共识。与此同时，不同类型的国家对这一规范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解读和实践。 2011年西亚北非地区的大动荡引发了多国国内的内乱和冲突，也引发了西方国家对多个中东主权国家的干预。在对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危机事态的干预中，承担“保护的责任”成了干预支持者的主要理由。不少论者将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视为“国际社会”以军事手段实施“保护的责任”规范的第一次实践。围绕如何合理实施“保护的责任”，也成为国际社会争议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保护的责任”旗号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外干预呈现出了一些新特征，而这一规范本身也在这初步的实践中展现出易被滥用的缺陷。 一 干涉主义盛行，积极插手别国国内冲突，是后冷战时期美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征，这在自由干涉主义者和新保守派中尤其明显。一旦别国国内发生冲突，美国就经常会产生一种现实主义者所抨击的需要“做点什么”的美国式欲望。这种干涉主义文化根植于将美国自视为“山巅之城”的“美国例外论”，也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信心和野心因其“一超”地位而极度膨胀的表现。一位政论家指出，对于别国发生的“种族灭绝”，美国有意志、有手段采取决定性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