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钱锺书与《围城》重印.docVIP

80年代的钱锺书与《围城》重印 　　《围城》在80年代的批评史，虽然并未引起一些研究者的注目，却显示出80年代文学重评的局部气候。正如罗岗所说：“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如果仅仅依靠诸如审美风格和文体这类文学内部的范畴，只能变成作家作品评论的汇编，无法从历史的高度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文学。”（罗岗，《文学史与阅读史：必要的和可能的――由“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学”引发的一点思考》，《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 《围城》在80年代的重评与重印密切关联，大量的重评文章都是发表在重印以后。据李健吾回忆，《围城》在80年代之前，其实有过重印的契机。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的楼适夷，“就游说作者好几趟”，冀劝说钱锺书应允重印，钱锺书都避而不见。李健吾认为，“没有领导关照”，“惶惶然于改造还来不及”，“谁肯冒这场无情风险呢”。（李健吾，《重读〈围城〉》，《文艺报》1981年第3期）在他看来，钱锺书的拒绝还是出于先前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造成的“避祸”心理。虽然钱锺书与高层领导人之间一直有着微妙的联系，并不能打消他对重印带来不堪后果的顾虑，重印因此搁浅。《围城》国内重印之前，在台湾和香港早已有几种盗印本流行，以至于钱锺书访美时，读者请求签名时所持的版本都是来自香港的“盗印”本。1980年11月，《围城》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印数13万册，不足百日便已脱销。在整个80年代，《围城》十年间6次印刷，印数达数十万。根据一位读者对80年代往事的回忆，“当时一位朋友新开了文革后三联书店第一家分销店，所进该书一下卖光，导致我某次出差北京背回的全部辎重，是装得下被褥那种军用背包的满包《围城》。”（苏北：《1980年：〈围城〉》，《深圳商报》，2009年5月18日，第C04版）《围城》年年重印，年年脱销，有读者因为未能买到《围城》，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上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摊位产生争吵，可以想见《围城》重印后的社会影响之大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80年代初期规划的中国现代小说出版中，除却《围城》之外，次第有陈荒煤、茅盾、丁玲、姚雪垠、萧红、萧乾、沈从文、巴金和“五四”乡土作家群的作品。引人注目的是，《围城》并未进入该出版社80年代的各种“丛书”和“藏本”的序列中。（参见王海波，《人民文学出版社六十年图书总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与首次出版能够与老舍的《惶惑》《偷生》（即《四世同堂》的第一、第二部）及巴金的《寒夜》《第四病室》等作品编为丛书的情况不同，《围城》正是以如此孤独的姿态回到了80年代。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江秉祥回忆，钱锺书在访外新闻中受到热烈欢迎，促使他向小说南组提出“重版”，经屠岸终审并签发。在李健吾看来，其后稍有波折，经胡乔木主动来信，出版社对于《围城》重印才统一了意见。江秉祥实际上是《围城》未署名的责任编辑，据江自述的编校过程：由其将旧本的讹误等问题抄送钱锺书审核，并没有什么大的意见，“每次都很快改定后退还”。钱锺书本人对《围城》重印的细节亦十分关注，90年代时曾因为一次未被告知的重印大为恼火，甚至要“收回版权” 我们已经得知，《围城》重印的契机正是其海外热的兴起。需要注意的是，“《围城》热”的发生在时间上始于70年代末，在地理上则是由海外到国内。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围城》先后进入日语文学、俄语文学和英语文学界，尤其是英译本的出现受到热评，对《围城》的海外热更是推波助澜。《围城》的海外译介与如潮热评正是促成《围城》重印的重要契机。因此，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征得钱锺书同意后，组织了重印，“以便原著在国内较易找到”。（钱锺书，《围城印前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1975年，日本汉学家荒井健翻译的《围城》第一章刊于日本京都出版的《飚风》杂志同年10月号。1977年，荒井健翻译的《围城》第三章刊于《飚风》杂志同年10月号。（由荒井健和中岛长文、中岛翠夫妇合译的《围城》日译本《结婚狂诗曲》于1988年出版。）1978年12月，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下）由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其中述及《围城》。1979年11月，《围城》由茅国权和珍妮会评为1980―1981年卓越的学术著作。1980年4月，美国《纽约书刊评论》上发表了乔纳斯5月，《围城》由索洛金翻译的俄文译本经苏联莫斯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苏联著名的汉学家艾林德写作了长序，着重叙述了小说对知识分子的描写。6月，美国《民族评论》上发表弗兰西斯目中刊出标题：《大卫代作家中最有才华者，《围城》是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小说之一。8月，香港的《南北极》月刊第123期刊汤宴《喜见〈围城〉英译本问世》一文，将《围城》与《子夜》并论为“最杰出的两部中国现代小说”。（施咸荣，《“最伟大的中国现代小说”――介绍国外对《围城》的评价》，《新文学论丛》，1981年，第1期）应当厘清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