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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家训中的两种德育思想 　　古代家训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研究这种文化现象，特别是其中的德育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下面就从德育的角度，来概要梳理一下古代家训中蕴藏在理财和读书两个方面的德育思想，以及其对现代家庭建设所具有的独特借鉴意义 一、理财重德 古代家训中关于理财的思想，至宋代大兴。宋代具有理财思想的家训著作主要有叶梦得的《石林治生家训要略》、陆九韶的《居家正本制用篇》、倪思的《经锄堂杂志》等。另外，赵鼎的《家训笔录》和司马光的《训俭示康》等也是有关理财家训的名篇 古代儒家学说，千言万语不离“道德”两字。所以，他们在理财时亦重道德。叶梦德在《石林治生家训要略》中说：“治生非必营营逐逐，妄取于人之谓也。”不可“妄取于人”即是重德思想的流露。清人张履祥在《训子语》中说得更直白：理财“其源不可不清，其流不可不治。源则问其所自来，义乎？不义乎？流则问其所自往，称乎？抑过与不及乎？” 陆九韶的《居家正本制用篇》则论述得要系统、详明得多。此书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正本”，二是“制用”。“正本”，就是理财要重“德”，以“德”正生财之道；“制用”，就是开源生财。”正本制用”合言之，即是先正身以德，然后节制财用。关于此点，陆氏言：“事有本末，知愚贤不肖者本，贫富贵贱者末也。得其本，则末随。趋其末，则本末俱废……非贤非知之人，人所鄙贱，虽纡青紫，怀金玉，其胸襟末必通晓义理。己无以自乐，而人亦莫不鄙贱之，岂非趋其末，而本末俱废？”显然，在陆氏看来，一个不讲道德的人，虽能“纡青紫”做高官，“怀金玉”当富翁，是不会得到人们肯定的；相反，趋其本，重德性而获得财富，才会为人所尊重 上述理财思想，伦理色彩甚明，对后世影响极大。元人郑太和在《郑氏规范》中言：“佃家劳苦，不可备陈。试与会计之，所获何尝补其所费。新管当矜怜痛悯，不可纵意过求。设使尔欲既遂，他人谓何？”明人姚舜牧在《药言》中言：“凡声色货利，非礼之干，稍有玷于家声者，戒勿趋之。” 古人理财重德，取财重道，重义轻利，是显然的。问题是他们是如何达成理财重德重道重义的呢？这个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就其大要言，就是临财之际，得把人当同类看，当人看，胸有人道情怀，而不可见财眼开，把人视为异类，不顾其生死 宋人袁采在《袁氏世范》中说：“凡邻近利害欲得之产，宜稍增其价，不可恃其有亲有邻，及以典至卖，及无人敢买，而扼损其价。”明人庞尚鹏在《庞氏家训》中言：“如遇荒欠，慎勿刻意取盈。”这种置产业得“稍增其价”，收租得“勿刻意取盈”等思想，就是要别人有饭吃，以免流离失所，类同牲畜，就是把人当人看，就是一种人道情怀。 此类思想《郑氏规范》中说得最多，最系统，如“增拓产业，彼则出于不得已，吾则欲为子孙悠久之计。当体究果值几缗，尽数还足。不可与驵侩交谋，潜萌侵人利己之心”“交券务极分明，不可以物货逋负相准。或有欠者，后当索偿。又不可以秋税暗附他人之籍，使人倍输官府”“田租既有定额，子孙不得别增数目。所有逋租，亦不可起息，以重困里党之人”等 《颜氏家训》是较早论述理财问题的，其《止足》篇言：人不可不知足，“二十口之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堂屋才蔽风雨，车马仅代杖策……不啻此者，以义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这等“以义散之”“勿非道求之”的理财思想，直接影响了后世的理财家训。唐以后，随着封建道德思想的日益丰富、缜密，个人理财表现出的伦理倾向便更甚。所以，理财重德在古代并非偶然之事，亦不是一朝一代之事，其产生、发展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其丰厚的沃土。此沃土就是上层统治者重视道德、提倡道德，整个社会弥漫的道德氛围 二、读书养德 勉励子孙读书是古代家训中的重要内容。从一开始，古人便将它和道德联系在一起，使读书成为了一项极其重要的伦理活动。许多长辈殷切期盼晚辈通过读书来涵养品行，做正人君子 在古代，入仕是读书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因此，不少人视读书为当官发财的终极目标，如《儒林外史》中周进、范进等人“须发皆白”仍芨芨于此。不过，纵观古代家训，这类言论甚少。相反，教育子孙读书涵养德行，做好人，则很多。曾国藩认为，“世间极占地位的是读书一着，然读书占地位在人品上，不在势位上”；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孙奇逄在《孝友堂家训》中，以为读书求取功名是“第二事，全为明道理，做好人……为端人，为正士” 《左传》中将人生的价值分为三等：最上等是“立德”，其次是“立功”，再次是“立言”。并且说这三个品等，是“久而不废”的“不朽”事业，修德乃“三不朽”之首。如此思想，影响甚大，成为整个封建时代无数士子竞相折腰的人生终极目标。自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尊崇儒术，儒家思想如气潜流，如水潜渗，影响整个社会。因此，“德为上品”的思想便成为整个社会道德运转的轴心，成为整个社会读书人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