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与大西南文学.doc

巴蜀文化与大西南文学 　　大西南，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个文化学概念。它大致囊括今天行政区划意义上的重庆直辖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等。换句话说，20世纪中期无论是中共“解放大西南”的军事行动，还是中共建政时的“大区”区域性管理中心的设置，如“中共中央西南局”所辖省区，乃至于国家的军事“战区”（成都军区）设置等，皆是 早在人类纪元之初、亦即中国文化大一统形成的汉代，“西南”一词，已经频繁使用，也因为司马迁《史记》的专门论说，而流传至今并广为人知；班固《汉书，如《汉书李寻传》载传主之言云：“仰视天文，俯察地理，观日月消息，侯星辰行伍，揆山川变动，参人民谣俗，以制法度，考祸福”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交通技术、信息传播以及其他多种自然地理和社会价值评判体系的制约，“云之南”的遥远、“蜀道难”的道路艰险、滇黔之地的蛮荒（对今天贵州省的中心地区，中央王朝长时期采用的政策是“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自明代永乐年间设置“贵州布政使司”开始，从四川、云南、湖广――包括今天广西的划出部分，形成一个“行省”的初步格局。清雍正年间再将原属四川的遵义府和乌撒军民府划归贵州，又将原属湖南的天柱、镇远等六卫及原属广西的贞丰、安龙等数县划入贵州，才形成今天规模的贵州省。这些都是基于中国历代王朝“中原”意识对“大西南”蛮荒的认知。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翘楚潘光旦1956年底至1957年元月的入蜀，做沿长江三峡、川、渝东南、鄂西南的古代巴人与土家族关系等方面历史及风俗的调查，就看到古代巴人横跨湘、川（渝）、鄂、黔四省（市）这样的现实存在 大西南地区，是多民族大杂居之地，司马迁泛称为“西南夷”地区。仅以种族繁衍生息之地为视点或以人类文化学的眼光，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四川凉山州、云南楚雄为核心聚居地的彝族，还分布于贵州、广西、湖南等省区；而中国苗族，则分布于贵州、云南、四川、广西、湖南、湖北等省区；除西藏青海外，中国的藏族也广泛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换句话说，从民族学和人类文化学理论的视野去审视，“大西南”是被许多种族“跨省区”紧紧勾连为一体的。秦代开拓的从四川南部到云南宣威的“五尺道”（又称滇焚古道、焚道、石门道）以及秦汉开始繁荣的“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裴松之注引三国时人鱼豢的《魏略传》里，就提到罗马帝国“有水通益州（巴蜀）”）等，都为这个地域许多方面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共同体”，产生过巨大影响。《史记“大西南”的认识是：“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而这些都建立在一个“巴蜀”视角基点上：“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正是由于这些历史关联和现实存在基础，在当今“经济中心”压力下，跨省区的各类“经济带”纷纷出现，“长三角”“珠三角”等即是。如经济学家倡导的“四川盆地经济圈”再度将四川和重庆连接一体；2012年的一篇《川藏铁路建成，西藏将真正融入四川经济圈》报道说，西藏自治区社科院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王代远表示，从长远来看，修建川藏铁路对于促进西藏东部融入成渝经济圈，有极其重要的意义；2015年8月18日《四川日报》以醒目的《成都推动构建“成渝西昆贵菱形经济圈”》标题，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最突出的，则莫过于中国发展战略顶层设计的“一带一路”战略，以及“成渝西昆贵钻石经济圈”的提出等。而将经济与文化紧密结合的文化产业旅游业，则走得更早更快，早在2006年12月20日，在云南省水富县召开的川滇黔三省毗邻地市旅游局长联席会，就有了联合建设“长江上游旅游经济圈”，共同打造川滇黔3省结合部自驾游精品路线的合作计划。还有如2009年，由云南电视台、贵州电视台、四川电视台、重庆电视台、广西电视台5家优势电视媒体强强联手组成的“合力联盟”成立等 文学，作为人类生存状态的艺术化或者说是审美化记录，是一个地域群体或一个种族精神活动外显的一个标本。只要生活于相似的自然环境中，经受着相似的生产劳作熏染，就会形成相应的生活方式，这些都决定着人们的生活形态、价值认知和道德评判方式一地域文化于此形成。换句话说，类似的自然地理与气候等条件，决定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较为典型是大西南地区随处可见的梯田――“冬水田”），而生产方式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之相应的、有别于其他的本地特有的文化形态就此形成。在20世纪肇始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由于“白话文学”“实写人生”等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学的话语体系和技巧手法，叙事类文学大行其道。语言、场景等的构筑、社会画面和人生形态的选取，乃至于人物原型的选择与塑造，就呈现出因为地域原因制约的大致类似的艺术形态 如鲁迅、茅盾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大西南”作家相似之点（如对贵州作家蹇先艾的评述，还有20世纪50年代，蹇先艾就是设在重庆的“西南文联”的委员以及与沙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