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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益探索 　　摘要：艾思奇的《辩证法唯物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是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的重要文献之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该文一方面借鉴了斯大林的哲学体系，一方面又根据当时中国革命所面对的具体形势在观点和内容上进行了相应的创造。这种创造主要表现为：突出地批判了社会历史观上的主观唯心主义，强调客观精神的历史作用。这种借鉴和创造相统一的模式虽然仅是一定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潮流中的一种尝试，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即在中国化意识的指导下，一方面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和原则，另一方面又通过解决具体的实践问题来实现中国化。因此，在本质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 关键词：艾思奇；《辩证法唯物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B00；B27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2016.05.0034 1937年10月，艾思奇奉命由上海转抵延安。在延安期间，他不仅担任了一系列重要的与思想政治工作、文化工作等相关的职务，还与毛泽东建立起相当密切的思想关系，时常进行思想上的沟通与交流。社会关系和地位的变化使得延安时期艾思奇及其文章的实际功用发生了转变。上海时期的艾思奇是对外冲锋陷阵的宣传战士，他的作用是向当时国统区的广大中间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扩大革命意识形态的群众基础。进入延安后，艾思奇与中国革命的进程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革命先锋队的思想舵手。他需要根据革命实践和形势的需要，通过哲学的思考形成和阐述一定的政治与思想路线，并经由意识形态机构将之贯穿于作为革命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 1941年3月发表于《解放》杂志第126期的《辩证法唯物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是艾思奇延安时期的一篇重要文章。这篇文章与当时苏联哲学界的权威米丁的《斯大林对于马列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一同刊载于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解放》杂志上。这篇文章在借鉴斯大林哲学体系①的同时，进行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内容创新，显现出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特色。这种借鉴他者理论框架下的创新体现了延安时期艾思奇的角色转变及其带来的文风转变 一、对斯大林哲学体系的继承与借鉴 顾名思义，《辩证法唯物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一文意在阐释如何将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对于社会和历史的研究当中，具体来讲，就是如何用“唯物论的观点”和“辩证法的方法” [1]524研究社会历史的现象和规律。不过，实际上，该文主要着力点在于扼要地阐述、展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但是，这一体系并非艾思奇原创，而是有其所本，即斯大林撰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下简称《论辩唯和历唯》）。《辩证法唯物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的引文就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在该文总共15处引文中，除4处来自马克思与列宁的原著外，其余全部引自《论辩唯和历唯》。而在哲学体系的结构和内容方面，该文非常明显地借鉴了《论辩唯和历唯》 《辩证法唯物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开篇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将应用于研究自然领域的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结果；而唯心主义者和旧唯物主义者或者由于其唯心主义立场，或者由于其“只能”将唯物主义“应用于自然的研究上，而不能推广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上”，从而是“形而上学唯物论” [1]523，因此最终走向历史唯心主义。艾思奇的这种说法是以物质本体论为基础的：正因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根本来讲都可以被归结为物质，从而具有本质上的同构性，所以自然领域的研究方法便能够并且应该被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研究。而以物质本体论为基础、强调社会与自然同构性的理论框架，正是以《论辩唯和历唯》为代表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基本逻辑 “一切社会现象都是社会的物质运动的一定的表现形式” [1]527，因此人类社会就与自然界一样，其运动变化的规律也是辩证的，即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规律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为我们所认识的” [1]530，并且因其辩证性而唯有“用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 [1]524才能得以被人们认识。所谓“辩证法的方法”包含四个方面：联系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质量互变、矛盾的对立统一。艾思奇对这四个方面的罗列与后来的教科书体系（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对辩证法的阐述有一定差异，却和《论辩唯和历唯》中的论述相吻合 教科书体系并未将普遍联系、历史（运动）的观点、质量互变、对立统一视为并列的四个方面，而是将普遍联系和历史的（运动的）观点视为物质（包括社会存在）的基本状态，将质量互变、对立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