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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记·平准书》看汉初民间公开铸钱对农业生产影响 　　农业是衣食之源、立国之本，任何时候都应被置于基础地位。铸币大权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允许民间铸币不仅会导致币质低滥，币制混乱，影响商品经济流通，而且会削弱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和驾驭力度，甚至危及国家的兴衰存亡。但排除经济方面的这些弊端不论，仅从允许民间私铸货币与农业生产的关系而言，前者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作用不容低估。司马迁的《史记 自古以来农业不仅是人民生存的关键，也是统治者巩固统治的基础，是社会安定富庶的根本所在。重视农业和关于发展农业的思想，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萌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随历史进入阶级社会，农业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公刘……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居者有畜积。”帝尧“命羲和敬授民时”，“民赖其庆”，“晋唐叔得嘉谷，献之成王”，“周公作大诰……次归禾，次嘉禾……”战国初期魏国李悝力主发展农业生产，其变法中重要的一条即“尽地力之教”，认为农业不仅是人们的衣食之源，而且是创造财富的途径，“农伤则国贫”，农业更是保证社会安定的因素。商鞅在秦国变法，进一步把农桑确定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本业”，重本而抑末，“?J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商鞅之后的苟况，也把农业视为“本业”，认为它是增加社会财富的源泉，只要做到“强本而节用”，就能使国家富强。战国末年的韩非，则更明确提出了“富国以民”，也同李悝和商鞅一样把农业视为创造财富的途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重农思想仍没有改变。始皇二十八年，琅琊台刻石日：“……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汉代秦兴以来，进一步继承重农抑商的思想。特别在汉初残破的经济条件下，“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穰，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发展农业、与民休息就成为当务之急。顺应这一历史要求，汉初统治者，鼓励军民开垦荒地，减免赋税，减轻徭役，约法省禁，将“无为而治”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以此来保护和鼓励农业生产。汉文帝说：“夫农，天下之本也。”“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为生也。”汉景帝说：“农，天下之本也。”晁错也认为农业是“政之本务”、“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衣则寒”。可见汉初从最高统治者到一般政论家，都把农业视为立国的根本，把发展农业当作政务的中心 据《史记“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所谓“令民铸钱”，即国家不再垄断，允许百姓自己经营铸钱。孝文帝时期，“令民纵得自铸钱”，特别是其宠臣“邓通钱满天下”。汉代以前，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是否存在国家垄断铸币，到底有没有私人铸币我们不得而知，但《楚汉春秋》中曾记载秦朝末年项梁部下违法私铸钱币的事：这可以说明秦朝官方是垄断铸币权的，但汉初即打破这种垄断，任民自铸。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的很清楚：“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由于农业劳动强度大而获利小，造币利大，因此汉初的放任民间铸币的政策诱使许多百姓弃农务工。在一定时期内，社会人口是相对稳定的，如果从事“末业”的人多，则从事本业的人必然减少，从而使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失调，给社会生产带来不利的影响。汉初“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孝文帝时“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不可否认，国家不再垄断铸钱，使大批农民“背本而趋末”，是导致粮食困乏的重要因素之一 汉初的几位政论家对这种情况也有初步的认识。贾谊认为汉初粮食储备缺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少，而坐食粮食的人多，“今背本而趋末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他曾提出了许多解决农业生产问题的措施。贾谊在《新书》中，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货币主张，其中重要的一条大旨即是：不准私人采铜铸钱，可使大批劳动力回到农业生产中去，有利于农业的发展。这是较早认识到私铸货币危害农业生产的看法。晁错也认为汉初“蓄积不及”的原因是：“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换言之，由于从事末作之业的人太多，生产发展不够。元帝时期，贡禹上书言得失：“自五铢钱起已来七十余年，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富人积钱满室，犹亡厌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摔中杷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可见他对铸钱之害已认识相当透彻 虽然汉初已有人认识到从事农业的人数减少会损害到农业生产的发展，并已隐约认识到民间私铸钱币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