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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新闻生产及公共性 　　就理想角度看,大众传媒的根本属性和价值纬度应该是公共性:以塑造传媒公共领域为期待,以公共利益至上为目标,以公共话语实践为行动。如何促进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既是新闻从业者不懈努力的使命,也是传播研究者持续关注的焦点。从拉萨打砸抢烧事件、汶川大地震到北京奥运会,从“三鹿”毒奶粉事件、山寨文化到一系列群体性事件……近年来,这些发生于中国场域中的焦点事件,给研究者提供了丰富而充满张力的实证材料 为凝聚青年传播精英,推动学术研究水平,提供学术交流、观点碰撞和思想激荡的平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于2009年10月25日联合主办了“传媒与公共性”第二届中国青年传播学者研讨会。本次研讨会追求高起点、高层次,强调有创见、有质量,不求惊人之语、但求理性之音;不求话题广泛、但求学术规范,自3月份征文后共收到投稿论文60余篇,最后入选论文20篇。会议不设分会场,且论文发表者同时兼做点评人,由此给参会者提供一个思想激荡、观点交锋的公共学术空间。来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10多所新闻院校的青年传播学者汇聚复旦,针对中国当下传媒的体制、实践和话语进行深入分析。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黄旦教授、副主任殷晓蓉教授作为嘉宾对会议进行了精彩的总点评 特征:公共性的复杂呈现 处于风险社会的当下中国,各类公共危机事件尤其群体性事件频发,与之相关的信息传播、新闻报道及社会运动等议题成为本次研讨会的关注焦点之一。汕头大学陈岳芬指出,群体性事件现场的信息传播主要是人际传播,“从突发性事件凸显到群体性事件爆发,信息的传播主要经历了传言四起、谣言流蹿、从舆论转化为行动三个阶段”,其间,无论群体的聚合还是信息的传播,均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并受制于社会现实及其传受双方的心理机制。广州大学徐晖明针对2008年西藏议题进行抽样调查,试图检验网络接触、网络信任等条件因素对架构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情境下的架构带有“宣传”或“劝服”的成分,人际交流、政治兴趣对架构效应具有直接影响,“自认为对事件的了解程度”是条件因素和架构效应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而“对事件的了解程度”则不是一个单独起作用的有效中介变量 中国人民大学刘海龙以贵州瓮安“俯卧撑”事件、云南晋宁“躲猫猫”事件为例,探讨了危机话语的建构过程、“网络监督”话语及其实践,并经由对危机建构的分析来揭示媒体生态和新闻实践对危机的影响。他认为,这两起危机事件中“戏仿的政治”标志着公民尤其网络公民意识的兴起,预示着一种新的政治表达方式的出现。但是“这种戏仿的政治也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很可能表达了玩世不恭或愤世嫉俗而不是健康的怀疑精神”。此外,新闻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主要站在政府角度,缺乏自主性。据不完全统计,32%的新闻只是对政府召开的会议进行了简单转述,61%的新闻是政府或法医发布的官方信息,46%的新闻有政府官员的直接引语,而有普通民众直接引语的新闻只有25% 基于互联网的新闻生产和信息传播无疑呈现出与传统媒体不同的符号特征、传播特点和文化现象,与之相关的社会控制也呈现出不同的监管方式。对此,不少青年传播学者进行了细致分析和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雷蔚真、曹小杰从传播学视角出发,考察近年来热点事件型网络语符的生发过程发现:“正是网民在互联网语境下累积的自组织行为,导致了网络语符的生发与传播扩散,其中转型社会中频发的社会事件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网络语符体现的是官民话语的博弈,本质上隶属于自下而上的民间话语体系。”深圳大学周裕琼对杭州飚车案肇事者胡斌“替身”谣言的产生和传播过程进行研究,认为其呈现出中国现阶段社会谣言传播的典型特征:其语境是网民以大规模集体合作方式寻求非官方的“真相”;其内容既源自人们对社会现实(包括政治和司法现实)的假想,又取材自网络群体议论所产生的即兴新闻;其功能是以群体智慧来求得对事件的满意答案。而官方在应对网络谣言时存在错过辟谣的最佳时机、辟谣方式过于陈旧、过于依赖硬性手段控制谣言等问题 中国社科院姜飞、黑龙江大学黄廓以2008年“山寨文化”的盛行为例,分析了这种网络文化的发展历史、生成机制,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权”与“势”的博弈可以为这些问题号脉:传播领域的“传播权”和“传播势”的博弈,一方面提示了从传统媒体时代向数字媒体时代传播主体力量的变迁轨迹,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网络新媒体时代传播的核心特点。因而,“不能单纯地给山寨现象打上复制和盗版的标签,它的出现是社会更加宽容和开放的结果。它的存在是与大众对主流文化改革的巨大呼声相吻合的”,对“山寨文化”的处理方法应该是善待、宽容、保护并帮助其找到正确的路。北京大学吴靖则从新媒介技术、文化形构与生产方式三个不同视角分析山寨作为经济、文化与修辞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