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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权力是大众社会一种公权力 　　在西方社会中，大众传媒一直被称为除了立法、司法及行政权力之外的“第四权力”。媒介的权力和权力的媒介，经常成为传播学讨论的一个问题。大众传媒究竟有没有权力？如果有，那么它具有怎样的性质，又有怎样的表现形态？这些问题，涉及大众传媒的根本属性和基本功能，应该加以深入的研究分析，以便更好地理解大众传媒的本质特征，深入认识传媒，解读传媒，从而为建设和谐社会创造条件。 传媒是一种社会权力 权力，指一种带有一定强制性的社会支配力量。权力通常以政治和法律作为基础，并在政治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内行使 政治法律意义上的权力是一种核心权力，除此以外，还有许多非政治法律意义上的非核心权力，这些非核心权力一般以职责为基础，在日常工作和日常生活中行使。例如，一个门卫基于自己公司所规定的职责，就有权力不许外人进入他所管辖的范围。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里，大众传媒的权力是由法律所规定的，大众传媒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行使自己的权力，虽然大众传媒权力的本身有时候带有非常浓厚的政治和法律色彩，特别是一些官方媒体尤其如此，但它事实上并不属于政治法律权力。因此，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不清楚。有人认为大众传媒的权力无比巨大，在传媒面前只能听之任之，唯有服从而已；有人认为大众传媒和普通百姓一样，没有什么权力可言，即使对于来自传媒的批评置之不理，我行我素，传媒最终也无可奈何。这是对于传媒的误解。其实，大众传媒确确实实拥有强大的社会权力 大众传媒拥有强大的社会权力的现象在社会上屡见不鲜。大众传媒通过所传播的信息，影响着社会公众的思想和行为，引导着社会公众的注意和兴趣，改变着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对比，并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社会发展的趋势，这就是传媒的权力运作的整个过程。有时候传媒的权力小到无法察觉，有时候则大到和总统角逐，甚至推翻一届政府。导致1974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辞职的水门事件可以作为传媒权力的一种诠释。1972年6月18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都刊登了有关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水门大厦的詹姆斯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当白宫发言人对这些消息加以否认并加以反驳时，反而引起了公众的更大注意。“掩饰事件的盖子捂不住了。新闻媒介加强了压力，许多报道提到对不轨行为的指陈。《纽约时报》的西摩”①后来发生了录音带事件，美国记者穷追猛打，证明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向公众、向他的支持者、向他的律师说了谎话，最终导致尼克松在1974年8月9日黯然告别白宫 美国媒体的权力不可小觑，其实中国媒体的权力同样也不可小觑。2004年发生在西安的宝马体育假彩票案的告破，与其说是司法介入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新闻介入的结果。这一事件的最终解决，就是大众传媒干预社会生活的例子。如果没有媒体利用自己的固有权力来影响社会，也许西安宝马彩票案的真相就永远不会为人所知 在非正常状态的社会中，特别当媒介的权力和权力的媒介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就会急速膨胀，以至于到了非常可怕的程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所控制媒体的权力几乎成了类似于美国30年代传播理论中“魔弹”一样的东西。报纸上的一篇篇所谓的大批判文章，轻而易举地打倒了多少无辜正直的人们！谁只要在当时的报纸上被点名批判，谁就一定会倒大霉。即使刘少奇这样位高权重的国家主席也未能幸免。起初，刘少奇的名字逐渐从报纸上消失，后来对他在报纸上展开了排山倒海般的所谓批判，如此一来，不但政治生命立即终结，就连肉体生命都无法延续了。虽然这是传媒权力的畸变，但归根结底也是一种传媒权力产生的社会现象 传媒权力应涉及公共领域 就其性质而言，大众传媒的权力是一种公权力 它应该为社会公众所拥有，不能为私人、团体、派别等少数人员所垄断 首先，大众传媒权力唯一的合法基础应该是公众舆论。一切离开了公众舆论的大众传媒，就必然不能代表民意，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权力的基础。所谓大众，就是社会中孤立的、同质化的、地位平等的个体，这些个体需要组成社会以便使自己更好地生存，组成社会的方法和工具之一就是传媒。如果大众传媒仅仅代表着私人，岂非和它的根本属性背道而驰？如果大众传媒仅仅代表着私人，怎能成为社会的纽带联系全体社会成员？如果大众传媒仅仅代表着私人，怎么会有社会公信力，而没有社会公信力，怎么会有社会影响力？而没有社会影响力，大众传媒怎能生存？从根本上来说，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有使用传媒的权力。每一个公民都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反映问题，提出意见，或者呼吁社会保护自己的利益。19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托克维尔说过一段名言：“在我们这个时代，公民只有一个手段可以保护自己，这就是向全国呼吁。如果国人充耳不闻，则向全人类呼吁。他们用来呼吁的唯一手段就是报纸。”公民利用大众传媒的能力，是衡量传媒素养水平高低的重要参数 其次，大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