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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都市报对民众话语权借用 　　在媒体走向市场进程中创办的都市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由当初的依傍传统党报而生，到毛羽渐丰，乃至多数已在经济上实现对母报的反哺，成为中国报业市场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参与着近年来几乎所有重大舆论事件的建构，甚至越来越左右着事件的发展态势。比较突出的，如邱兴华事件、杨丽娟事件、“钉子户”事件、“周老虎”事件，等等。正是基于这种现状，再结合如今媒体事件日益增多的同时，人们价值观却日趋多元化的社会背景，审视都市报对民众话语权的借用现象，便是很值得正视和探讨的问题 在都市报群体中，南方都市报多年来一直因其新锐、有闯劲而称雄于业界。南方都市报关于“钉子户”的报道从3月8日始，到4月2日终，连续跟踪报道近一个月。其中，言论作为报纸的灵魂和直接发言的平台，又起到了举足轻重的行使自身话语权的作用。因而笔者以为，以南方都市报“钉子户”事件的评论为例，来探讨都市报对民众话语权的借用问题，应该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和普适价值 有鉴于此，本文旨在通过对南方都市报有关几起重大新闻事件的评论进行分析，试图探讨都市报如何实现对民众话语权的借用？为什么都市报要着意于这种借用？这种借用背后所蕴藏的更深层次含义是什么？ 分析的理论出发点与方法 本文的理论出发点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基础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以及市民社会的重新发现。而当今世界，随着国家和社会的相互渗透，公共领域日益丧失其应有的沟通功能，日益缺乏普遍开放的公共讨论和公众批判。批判的公共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被操纵的公共性；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哈贝马斯；1990：187）。文化批判的公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公众 对于报刊，这一现代公共领域的最典型机制，哈贝马斯也做了很多精辟的论述 哈贝马斯认为，报刊业在商业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变成“有特权的私人利益侵入公共领域的入口”（哈贝马斯；1990：222）。对于那些不是建立在公开竞争基础上的，由精心制造舆论的机构假冒公共利益名义而制造出来的共识，对于那些虚构的普遍利益，哈贝马斯认为其根本没有合理性，而实质上是“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哈贝马斯；1990：230） 不过，对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西方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一些学者认为该理论过于简单化、理想化，等。① 但正如曹卫东所言，“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公共性规范批判为我们从事当代中国的社会批判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曹卫东，2004：44）。而且，至少目前看来，它仍是一个分析中国媒介与社会关系的关键概念 在分析方法上，本文尝试通过对评论文字的具体文本进行分析，来展示论文的主旨 对南方都市报“钉子户”事件评论的分析 南方都市报对“钉子户”事件的关注，虽始于2007年3月8日，但大规模地进行重磅评论，则始于3月21日A31个论版头条由《南都周刊》副主编长平写的通栏言论：《最牛钉子户是我们的好榜样》。长平在言论中写道： 她维护自家私产的努力，正是《物权法》精神的体现 ……这个新闻的背景是，起草数年、几经争议的《物权法》刚刚在全国人代会上通过，记者们显然为这个新鲜的法律找到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现在我们至少有了从10月1日开始实施的《物权法》，有了通往正义的道路。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有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我们就有了世界上最好的实现正义的机制 什么榜样？捍卫物权法的榜样；谁的榜样？ “我们”的；我们是谁？全国人民。南方都市报就这样为我们十多亿中国人树立了一座全新的精神坐标，有力且不容置疑。而“我们”则一致被假定对这种号召有绝对认同 3月22日，“个论”被“社论”取代。A2社论版头条是《最牛“钉子户”能否矫正失衡的法律》，认为：“假如我们认定，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平等地保障每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法治的根本意图是保障平等的交易秩序，那么，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吴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 如“榜样”的封号一样，仅一天之隔，在没有任何民意调查结论作为支持的基础上，南方都市报又给“钉子户”封上了一顶新的桂冠―――“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到这时，南方都市报已当仁不让地将自己幻化成了“我们”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言人角色 紧接着的3月23日，南方都市报A2版头条发了一篇呼告性言论《钉子户，挺住！》： “史上最牛钉子户”的战斗，在昨天凌晨时分达到高潮。……这对极具个性的夫妇，是在为他们自己争取权益，也是为中国所有的物权人争取权益，更是在为刚刚通过的《物权法》争取尊严；这栋小楼的结局，将被公众当作符号来体会，将被历史当作标本来解读。……“史上最牛钉子户”与《物权法》的巧合让人激动，让人有试水的冲动：保护私有财产，到底只是说说看，还是真要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