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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话语理论与翻译活动 岳琳 权力话语理论与翻译活动 权力话语理论(power discourse theory)是法国哲学家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来的。他的这一理论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他认为人文科学本身只是一种权利和知识相结合的产物，它只能是某一个时期的人文科学，是这一时期控制的产物。同时也是这一时期思想控制的一部分。这造成了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这种文化转向强调了翻译与目标语体系中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这使得研究者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翻译已不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纯粹的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话语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中的改写、变形或再创造。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国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他被认为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但也有人认为他的早期作品，尤其是《词与物》还是结构主义的。他本人对这个分类并不欣赏，他认为自己是继承了现代主义的传统。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本身就非常的含糊。 权利 power 权利问题一直是福柯理论研究的核心，而知识和主体又是其权利研究的两大轴心。传统观点认为知识创造真理，权利的主体是人。马克思主义将权力看作是维护生产关系的工具,认为权力充当着与某种生产关系相联系的阶级统治的角色,在社会中只有经济是占主导地位的，权力的根本目的是为经济服务的，权力的功能就是维护一定的生产关系及其经济运作，而福柯则通过对现代社会权利的规训机制的微观研究，分析知识、主体的历史过程，认为权利以一种“符号暴力”的，隐蔽性的依靠知识和主体普遍的运行于国家权力、法理经济、意识形态以外的广泛空间里。他提出权利通过教育体系、各种学科、监狱、精神病院等构成将整个社会监控于其牢笼之下。 权利与知识 知识是由学科领域和机构通过应用科学原理生产出来,并加以限定的观点、思想、叙述、评论、规则、范畴、法律、术语、解释和定义组成的,一个文化中的各个领域间的话语权的斗争产生了不同的新的知识。当道德体系、意识形态和法律条案及各种人文思想被人们广泛的接受和传播，就意味着其原有的激进的思维方式被束缚，价值理念被颠覆或者某一思想被固化，个体得到驯化和控制。同时权力为新的知识的生产和渗透提供制度保障，社会制度和政治权威通过知识真理的形式渗透到了人们的灵魂,并灌之以理性、法制、合法、科学的名号,使得原本漏洞百出的社会秩序被人们认同，并使知识的传播变成是一种创造性的传播，则权力即被不断的维持和创造。 权力制造知识，知识通过把人们转化为主体生产权力，并且被用于支配主体。事实上知识和权力是一个循环过程，两者互为依靠相互生产，知识无处不在，权力也无处不在。这就意味着权力在任何时候都是正在产生和推进，永没有终结。 权利与主体之关系 在传统的权力理论中，都将权力视为某种可以被主体（ 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国家) 明确占有的确切的社会存在。福柯认为：“个人及其身份和特性是权力关系对身体、运动、欲望、力量施展作用的产物，这种经过权力塑造的个人就成了整个权力运做过程中最有力的支撑点。”也就是说主体由能动的权力行使者，转变为被动的权力构成物，而权力则由被行使的工具和手段，转变为一种积极主动的生产性活动。 60年代后期的社会实践，让福柯迫切的感受到现代权力的存在形态并不是传统上人们认为的那种具有很强展示性的掌握在国家、阶级、个人手中的明确的手段和工具，现代权力的存在弥散在社会的每个角落，它的监控范围，从公共住房的设计方案，大学的管理模式，人们的服装样式，到私人的性行为，其广泛性几乎遍及社会的方方面 权利，知识与主体的关系 例：现代刑事诉讼的程序和判决过程中，加入了许多辅助性权威——精神分析师、社会工作者、医生、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学家。当法律规定不够明确或法官判决不具备特殊信息时，就必须求助于法官以外的人。因为精神分析师等这些人掌握了必要的信息和知识技能，这就使审判权转移到了他们手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权力通过法律制度传递到法官手上，再由法官转移到其他人，权力的主体并非固定而是流动的；同时这些人不是法官却能行使与法官一样的审判权，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套法官不具备的知识技能。 知识（各种知识、话语、真理、规范等）→(被构造)主体（再构造、传播）→权力（普遍化、隐藏性、深刻化） 话语 discourse 福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