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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重大决策失误需依法追责 　　[摘要]地方重大行政决策失误时有发生，造成政府巨大经济损失与公信力降低。地方重大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尚处于摸索阶段，现有的责任追究规定内容各异且制定主体层级不一，缺乏规范性和权威性。因此，地方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应围绕实体限制和程序规范对责任追究制度中的基础性问题展开研究，从而实现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法治化 [关键词]重大行政决策 责任追究 实体法治化 程序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D912.1 [文献标识码]A 决策关系成败，责任重于泰山。地方重大行政决策权运行效果的优劣，对于地方政府法治建设的成败有直接影响。由于决策事关领导人的政绩，加之责任追究制度的虚化，造成了大量行政决策失误，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严重降低与公共资源的巨大损失。法治社会，政府决策权的行使必须接受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双重监督，对行政决策失误进行责任追究有利于改进行政决策权的运行质量，也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途径 目前，我国各地方有关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追责主体、对象、事由、程序等方面的规定差别较大、松紧不一，责任追究制远没有取得预设的法律效果。为保证责任追究的公正、有效，责任追究法治化就成为深化我国决策责任追究的必然选择。责任追究法治化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建立完整统一又具有可操作性的责任追究法律制度；二是责任追究的法律得到普遍实施。本文拟从行政法学的视角，围绕两个基础性问题――实体限制和程序规范对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中的基本点展开研究 明确责任追究主体 责任追究主体，即由“谁”来启动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的责任追究程序，认定决策者责任。根据责任追究主体与行政系统之间的关系不同，可以将行政责任追究主体分为两大类：行政系统内部的“同体追责”，主要是指决策主体的上级部门、行政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异体追责”，主要由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公众等进行责任追究。地方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实践中，仅限于行政系统内部，易导致官官相护，滋生腐败，克服行政系统内部责任追究的弊端，急需追责主体的多元化。明确不同责任追究主体的职责权限，不同的行政责任追究主体应当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功能互补 行政系统内部责任追究。其一，上级对下级的责任追究。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使得同体责任追究具有直接性、灵活性和针对性的特点，但值得反思的问题是，对重大行政决策失误由上级机关追责，会导致决策者只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自身负责，严重背离了上级对下级监督追责的根本目的。因此，上级对下级进行责任追究时，应严格按照责任追究的法律规定行使追责权，并及时向社会公布责任追究的事由及对象，可主动邀请异体追责主体加入，实现责任追究的公平、公正 其二，行政监察部门责任追究。行政监察部门是行政机关内部行使监督权的专设机关，各级监察机关依法行使行政监督职能。监察机关在实践中缺乏一定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加之监察机关的权力配置严重限制其进一步发挥责任追究的作用。笔者认为，为保证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追责效果，可将其从各级政府中独立出来，实行垂直领导。同时，赋于行政监察机关传唤权、扣押权和一定的制裁权 其三，审计机关责任追究。对于来自审计机关责任追究，可以借鉴西方主要国家的做法和经验，赋予其专业责任追究机构独立的法律地位，使审计机关不受同级党委、政府的干预，独立的开展调查、审计工作，以提高在行政同体责任追究时进行调查的独立性。将审计工作从传统的财务收支向与绩效审计并重转变，将审计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同时赋于审计机关相应的处罚权 行政系统外部责任追究。党内责任追究。按照权力监督与制约的原理，党内责任追究与行政责任追究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应将党内责任追究机制引入，与行政责任追究相互配合，各负其责。我国地方重大行政决策权更多的时候掌握在地方党委手中，党政不分，为确保责任的有效追究，需要规范党在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由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党纪、政纪案件的调查处理程序分别追究党委负责入党纪和政府部门领导的政纪责任。党内责任追究是行政机关内部责任追究的必要补充，但注意不能用党内处分替代法律责任。在启动行政责任追究机制的同时，启动党内责任追究，才能将责任追究落到实处 权力机关责任追究。在我国，权力机关通过行使调查权和质询权，以撤职和罢免的方式实施对行政决策责任的追究，是最重要的监察主体，但事实上人大追责的效能远未能达到法律制定的初衷。在决策责任追究过程中，应加强人大的责任追究功能，一要对政府财政进行有效控制，认真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计划和财政预算报告、完善对专项事务的评议、审查制度。二要扩大人大追责权限，赋于人大不信任投票权等权力并保证行使时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干涉。三要改变监督方式，由被动变主动。四要实行专职与兼职双结合的代表制，改革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减少各级政府官员的代表比例 司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