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窰泥土神圣化破解敦煌莫高窟镌造之谜.docVIP

沙窰泥土的神圣化：破解敦煌莫高窟镌造之谜 李尚全 ［摘 要］ 本文从发生学的视角，推论出敦煌城城湾沙梁上马德所说的“五代土围子”是李广利第一次远征大宛败北，退到玉门关，汉武帝不让入关，而驻扎在城城湾时，筑造的汉代边防军事建筑物——“城”，笔者取学名为“李广利城”。李广利第二次远征大宛凯旋，汉武帝册封为海西侯，筑造了军事基地——酒泉都尉，后汉武帝在此基础上设为敦煌郡，与同时设置的武威郡遥相呼应，向西域、北匈奴和西羌张扬西汉王朝的武威，所以叫敦煌郡。与李广利封侯的同时，汉武帝还封骑士赵弟为新畤侯，以李广利城为中心，传播儒教，所以在两汉曹魏西晋时期，敦煌儒家大族形成，李广利城在魏晋时期蜕变为大月氏僧人的寺院，索靖题名为仙岩寺。由于仙岩寺培养出了“敦煌菩萨”竺法护，在西晋时期，誉满中华，所以自前秦建元二年（366）到西魏大统四年（538）鲜卑贵族东阳王元荣镌造第285窟止，慕竺法护盛名而来的朝圣者，因仙岩寺难以解决住宿问题，而在鸣沙山崖面上挖沙窰居住禅修，在173年间，共挖了60多座沙窰。大统四年（538）东阳王元荣镌造第285窟，就地取材，用土墼、草泥、颜料，以第285窟为中心，把这60多座沙窰装修成一座崖面上的寺院，供民众礼拜，瓦解敦煌世家大族的群众基础。 ［关键词］ 城城湾；李广利城；仙岩寺；竺法护；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是如何营造出来的？这是困扰学术界和佛教界的一个老问题，可以说从隋唐时期起，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任何问题，都有因必有果。敦煌莫高窟的营造历史长达千年是历史事实，窃以为，通过我国正史和敦煌遗书的记载，联系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肯定会水落石出。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7月，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举办敦煌学读书会，兰州大学历史学院、甘肃省博物馆、敦煌研究院、扬州大学佛学研究所等单位的学者、硕博研究生30多人参加，敦煌研究院科研处张先堂处长亲自主持了读书会。马德研究员发表了《“敦煌菩萨”竺法护遗迹觅踪——兼论莫高窟创建的历史渊源》。马氏根据莫高窟第156窟前室题记及敦煌遗书P.3720V《莫高窟记》等考古史料，以及已故贺世哲研究员的研究成果，并“从上世纪80年代起，……利用常住莫高窟的便利，对莫高窟及其周围的环境作过多次反复详细的考察，一直认为，莫高窟城城湾，可能就是当年‘微吟穷谷，枯泉漱水’、‘濯足流沙，领拔玄致’ 之地；当年法乘‘立寺延学，忘身为道’之地；当年索靖‘题壁仙岩寺’之地；也是后来的是讲堂、崇教寺塔和弥勒院所在，它的历史在敦煌比较早，至少比莫高窟创建时间要早；而且，它作为一处综合性的佛教建筑群，在敦煌存在和被使用了很长的时间。”不过，马氏公布这一重大发现是在2002年。 笔者认同马氏发现莫高窟城城湾是西晋竺法护在敦煌翻译佛经的仙岩寺所在地的结论，但马氏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P.t933风景画来论证城城湾“是晋代古刹仙岩寺和隋代讲堂等佛教建筑群遗址”的说法，则不敢苟同。马氏说风景画所描绘的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讲堂和僧舍，就建在城城湾沙梁上，则是一种学术假设。马氏期待着将来的遗址发掘能够证明他的这个学术假设是正确的。其实，不等将来的遗址发掘，就从现有的我国正史记载，加上近60年来的考古史料，和对莫高窟营造历史的梳理，就能证明马氏的这个学术假设是一个伪命题。 二、先有李广利城，后有敦煌古城 从发生学的视角来看，敦煌文化，最初是军事文化。这是中国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结晶。在汉晋时期，主要是中央政府与漠北游牧民族——匈奴的冲突和融合。据《史记》第110卷《匈奴列传》记载，匈奴是夏侯氏的苗裔。商汤夺取夏桀政权以后，夏朝王族的一支流亡漠北草原，“随畜牧而转移”，曾与周族发生军事冲突，迫使周族大王亶父从豳迁徙到岐山下，建立周国。周武王夺取殷纣王的政权以后，把匈奴的戎、夷等部族驱逐到泾水和洛水之北，并“以时入贡”，称之为“荒服”。200余年后，“周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之后，荒服不至。”又200余年，匈奴各部族日益强大，把周王朝搅和得四分五裂，进入春秋五霸时代。匈奴各部族乘机骚扰中原，势不可挡。秦昭王在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赵武灵王变俗胡服，习骑射，……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由此可知，在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为了抵抗匈奴各部族对其社会生活的侵扰，首先把黄土军事化：修筑长城。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为了防御匈奴的侵扰，也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 几乎与刘邦建立汉朝同时，匈奴王子冒顿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军事政变，殺死其父头曼单于，自立为单于，向东击败东胡，向西赶走占据河西走廊的月氏，向南夺回秦始皇派蒙恬占领的匈奴牧地，建立起一个拥有30多万骑兵的草原大帝国。汉高祖刘邦逼迫与冒顿单于“约为昆弟”，并“奉宗室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