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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资源与视角1 ——女性主义对乡村建设运动的启示 潘家恩 1 本文深受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硕士课程《女性主义与文化政治》的启发，并由陈顺馨 博士提供和平妇女“骗局”风波的部分资料，在此特向任课教师陈顺馨博士、戴锦华教授深 表谢意！ 1 第一次接触女性主义，是在一次社会性别培训会上，除了大部分的女性参与 者外，我们四位男同胞被戏称为“四根草”。既是她们和自己都乐意开的玩笑， 也是特殊待遇的体现，虽然是以“少数人”的身份出现，却没有感受到歧视与排 斥，相反却能享受到一种特殊的“关照”，以致当时竟有点暗暗的“优越”。 同时主办方也十分高兴，因为男性的参与使得培训有了更好的效果。正是多年前 的这一经历让我第一次体会到姐妹情谊影响下的培训氛围可以是如此的温暖，同 时性别原来与社会是如此相关！ 但随着培训所带来兴奋感的消退，通过对自己身边的观察，慢慢发现女性主 义目前正成为一种“前卫”的学术时尚，它和 80 年代以来各种从西方引进的学 术思潮一样，在各大高校迅速普及，并成为可以完成学位或申请课题的新兴学科。 而在各种实际工作中也逐渐有机会接触到女性主义，特别是其在社会运动中 具体运用的社会性别。但许多时候它却变成了一种修辞，一个为提高 NGO 或草根 社区项目获得资助的筹码，一项民间组织项目申请培训课中的实用技巧。无论 是那些经由各国际组织培训引导出来的国内NGO从业人员，还是长期和外来项目 打交道的社区民众，社会性别这样一个角度无疑是重要和不可或缺的，它既是项 目汇报或验收时需要着力体现的，更是外来专家快速评估社区项目成功与否的一 个重要指标。总之，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已经不加思索或心知肚明地成为当前主 流 NGO 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 具体到社会性别的各种培训和活动中，很多人更将其程序化、意识形态化、 教条化和标签化。它似乎成为某种程度上的预设性存在——社会性别不是作为一 种新的视角或资源，而只是让我们都加入一场发现性别歧视的“活动”中，既然 是这样的功能，当性别不平等得以指认，“发现之旅”也随即宣告“成功”。 而对于一些推动社会性别平等的NGO工作者，由于当下中国NGO发展自身所存 在的诸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出现了“自我刻板化”的问题——只要一开口， 似乎听众就知道在讲什么了！这一困境十分“中国特色”地呼应了英国著名文化 学者泰瑞·伊格顿所言，“（当前的）女性主义更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模范 2 。”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欧美女权运动与女性主义理论本来就是作为欧美现代 性规划建构内部的一次“内爆（implosion）”，一次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话语延 3 伸，一次针对着现代化规划核心、现代性话语的延伸和实践 。它从一诞生就并 不如此的“温和”及工具性，而是十分有力地介入着社会，并不断的通过自我 翻转、自我批判和自我分裂来一次次重新获得新的批判资源。 2 泰瑞·伊格顿著，李尚远译，《理论之后》，2005 ，台北：商周出版，第26-27 页 3 戴锦华，2006 年，《性别中国》，台北：麦田出版，第19 页 2 所以，当下我们在“学院里、外”所看到的女性主义不仅不无遗憾地失去了 其在西方语境中的批判力度，也同时脱离忽视了中国的更大社会现实。以致其 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都大打折扣，而似乎只成为某种略显时尚的包装和点缀。 当面对剧烈变化和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现实，女性主义如何可以作为一种资 源和视角，它不止于去发现一种父权的存在或事实 （如果只停留在这一层面，可 能将会让她们，特别是农村妇女更加有失落/痛苦/自卑等方面的感觉），而是让 其成为一种前提与起点，进而争取社会运动空间的更大打开。 具体到女性主义在中国的脉络、问题与困境，很多方面和笔者参与的乡村建 设实践有相近之处。本文希望结合各种实践例子，尝试做一些比较和分析，以进 一步引出一些积极的建设性行动。 中立与敏感 虽然接受过很多次的社会性别培训，但印象最深的还是这样的一种归纳—— 目前我们对社会性别的认识，已经或即将经历“盲点、中立和敏感”这三个阶 段。与其